关于认真做好中央企业事故调度统计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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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中央企业事故调度统计工作的通知
安监管司办字 〔２００４〕６３号
关于认真做好中央企业事故调度统计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管 理的企业（指国务院授权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管理的企业，以下简称中央企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及时掌握中央企业事故情况，全面、科学地分析、预测中央企业 安全生产形势，为中央企业安全监管提供决策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局）决定从2004年6月开始对中央企业事故实行归口调度统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事故调度快报
中央企业发生事故后，要立即报告企业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接到报告后，按以下规定逐级报告：
（一）一次死亡1～2人的事故要在24小时内逐级报告至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二）一次死亡3～9人的事故要在12小时内逐级报告至国家局调度中心；
（三）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要在6小时内逐级报告至国家局调度中心。
二、事故统计月报
（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中央企业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企业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统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局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制度》的要 求，每月逐级上报到国家局调度中心。
（二）统计报告内容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制度》中的“伤亡事故情况（基层）”表 （工矿A1修改表）规定的内容逐项填报，在“主管部门”填写内容中，填写“中央所属”。
（三）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每月15日前将中央企业发生的事故与其他伤亡事故一并通 过伤亡事故统计软件报到国家局调度中心。
（四）为便于分析、对比中央企业伤亡事故情况，请各单位在做好今年6月份以后中央企业 伤亡事故统计工作的同时，认真补报2004年1～5月和2003年各月的中央企业事故，考虑到事故统计工作量较大，补报时限截止到2004年8月31日。
三、煤矿企业伤亡事故调度统计
按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的有关规定，继续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中央煤矿企业伤亡事故调 度快报和统计月报。
二○○四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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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律师文化的现状研究
河南颖滨律师事务所 郭力
律师文化建设是司法部及全国律师协会着力倡导和支持的重要工作之一，特别是全国律师协会最近专门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起草了《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纲要》，以及全国律协发布的《2006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报告》都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的体现，作为一名律师，对律师文化现状进行研究，从而能够在研究、学习中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体会、感受，进而能够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当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 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众所周知，对任何一件事物、工程、现象的研究，首先要弄清被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同样，对律师文化研究也要首先从律师文化的概念、内涵入手，唯有如此，才能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深入浅出，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真谛。
律师文化，顾名思义是律师的文化，它应包括律师个体的文化、律师事务所集体的文化、律师协会团体的文化。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律师意识形态的好坏、优劣、先进性与否直接关系到律师业生存、发展的质量，也是律师业是否有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律师文化具体表现在律师的个人气质、人格魅力、道德水准、精神风貌、执业水平、社会责任、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的服务标识、管理规范、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律师要有仗义护法的使命，诚信执业的道德，高超的护法之策，赤诚仗义执言之情，律师业务拓展领域广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严谨细致、克难制胜，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具有责任、诚信、协作、创新的核心理念；具有学者型、政冶家型、社会活动家型、企业之友型的律师风采。
二、律师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律师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或者说至多是初级阶段。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指出，人类需要的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而温饱阶段考虑的是生理和安全需要；小康阶段考虑的是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富裕阶段才考虑到自我实现问题。虽然其这种划分有片面性，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其有相当合理的成分。我国的律师业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律师大多数被人们称为“讼棍”，不为民众所尊重，也是生活逼迫及社会大环境所造成的，但也出现过大律师施洋、史良等具有铁血骨气的律师或“讼师”。解放初期，一直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军管或者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几乎没有律师业务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盛行，当然律师业也一样无一幸免。直到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当时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国家核发编制，象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是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许多律师都是国家任命、指派，情愿不情愿，专业非专业的都成为了所谓的律师，文化层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律师文化建设来说，至多有部分地区、部分律师的“自发”行为。1986年，司法部开始组织律师资格统一考试，200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系列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订了《律师法》，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律师的准入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并与世界接轨。律师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律师文化建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基础越来越稳固。
就我国律师文化现状而言，可概括为，正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过渡。全国律师文化建设极不平衡。律师文化建设的盲目性、无序性，缺乏成熟的律师文化建设的经验，律师文化对许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协会来说是一种新事物、新现象，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丰富的具体的感性材料。
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及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内地省会城市为数较少的精英律师齐头并进，已经从温饱走向小康，甚至走进富裕。因此，这些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较为先进。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从国内走向国际，从诉讼走向非诉讼，从“自发”走向“自觉”，并与国外律师相互交流，建立了较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制度，代表了较高水准的律师文化水平。他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从人文的关怀方面都优越于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的律师。
对于执业5年以上的中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一点律师文化建设的启迪，受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的熏陶，极想尽快建立自己的律师文化，但大多是“东施效颦”，盲目学习，没有形成自己的律师文化理念。还有部分刚刚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律师，纯粹属于“乐不思蜀”的一族,有了一点成绩，沾沾自喜，为了一点荣耀，竭力争取，得到后又不加珍惜，这类律师对于律师文化大言不惭，子虚乌有，根本没有一点律师的素养。
对于执业5年以下的中部律师及大多数的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是可盼而不可及的。因为他们刚刚从事律师行业，或者说执业经验不丰富，加之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无序竞争，社会关系少，社会阅历少，本地区经济发展较弱，再者许多律师事务所名为团队，实为各自为战。新律师得不到指导帮助，办案中，照本宣科，按图索骥，实务中眼高手低，无从下手。因此，这些律师竞争力较弱，加上团体会员费、个人会费、年检费、保险费等集于一身，一年下来，几乎没有什么节余，甚至有些律师连上述费用也难以承受。如果给他们谈律师文化，无疑是不切实际。特别是西部地区许多县市律师凤毛麟角，严重缺乏，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许多人打官司根本找不到律师或者律师很难挣到较高的代理费，这些人仅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一味发强调律师文化建设，也只能是望之兴叹。
地方各级律师协会大多是名存实亡，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开展业务。因为，众多的律师协会还没有从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中脱离出来，律协秘书长大多是由律管处（科）长兼任。律师协会的章程也是形同虚设。只有珠海、深圳等地律师协会才勉强通过直选的方式选出了自已的律师协会会长，购置了自己的会所，真正成为了的自律组织。但必竟为数较少。
二、 推进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虽然，我国律师文化建设现状不容乐观，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律师文化的积极性，并已着力开展各种活动，创造各种条件丰富律师文化生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也先后对律师队伍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即有鞭策又有鼓舞，这是律师文化建设好的开端。之所以这样，是与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不开的。
党的“三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以及实施过程明确了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再者，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五年多的时间，许多领域与国际接轨步伐加快，迫切要求中国律师走向世界，律师文化建设与世界同步。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社会形象，形成一整套律师队伍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进而提高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效应、管理方法、知识产权、工作环境等。同时，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具有自我规范作用，提高凝聚力、协调三者关系，提升律师素质与品位，从而增强律师执业的竞争力。
三、 律师文化建设的对策和思路
律师文化要建设好，首先，要从政治上关心。把律师的冷暖放在心上，把律师吸收进党组织、人大、政协，在提高他们地位的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人大、政协部门参政、议政、决策的能力，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尤其是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方面，突发矛盾时有发生，群体性上访、诉讼案件不断出现，律师作为社会人、自由职业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道德素养、知识水平能够更容易感化公众。司法部也及时提出了律师及时化解矛盾的意见。如果律师没有什么文化水准，混同一般人，是根本得不到群众信任的。其次，要从政策上支持。司法部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要从全局出发、长远出发，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所以及部分“?律师”、“野律师”，为律师从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缓解我国律师紧张的局面，为地方基层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帮助。现实生活中，法律服务所涌进城市，打着律师的牌子，进行收费代理，与律师事务所进行不正当竞争。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律师业务本来就不好做，加上法律服务所的“低价竞争、“夸海口竞争”无疑给律师业务雪上加霜。再次，从经济上扶持。国家可以对中西部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从财政上给予支持，拨出专项资金为律师文化建设给予帮助。对执业3年以下的律师强制推广“带薪制”、“底薪加提成制”，减免各种费用，使新律师、中西部律师能够轻装上阵，迎头赶上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水平。凡是从事律师执业的人员，在初始执业时免费发放律师徽章、律师工作装、律师职业装，让公众更容易识别律师。最后，要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律师的文化生活，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各级律师协会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要利用每年的律师培训时间，教育培养律师的律师文化意识，努力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式，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追求公正的律师队伍。建立律师诚信档案，加大对不良行为的监管力度。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征文活动、专题报告，参加学习等方式，促进律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职业道德的关系。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了律师职业道德的内容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和事实，坚持真理，维护正义，道德高尚，廉洁自律，诚实信用，尽职尽责，保守执业秘密，同业互助，公平竞争，勤于学习，提高素养。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是相通相融，律师职业道德是律师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律师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
（二）、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执业的关系
律师文化是律师执业的重要内容，律师文化直接影响到律师执业水平，每个律师都要从我做起、从细微之处做起，才能提高律师执业水平。同时，律师执业水平也反过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如果律师不敬业，不尽责，不按律师执业规范工作，那也就谈不上律师文化。
（三）、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党建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真实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律师文化建设不可能脱离社会成为独立的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就要求律师适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改革、发展。律师作为中介组织，在社会大环境下，自然在其先进律师文化建设中，必须保持“三个代表”不动摇，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断在律师队伍中发展党员，开展党建活动，使党员律师成为律师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先行者，极力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另一角度看，律师文化建设好了，律师的整体素质提高了，符合党员标准的律师就多了，同时，又能促进党建工作。
（四）律师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进一步为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教育，正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从思想意识上提高全民素质的具体体现。因此，要把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推进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相结合。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载体。要将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当前正在着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律师文化的价值取向，贯彻于律师文化建设的具体环节中。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通过推进律师文化建设，教育律师培养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职业操守、行为方式和生活信念，引导律师事务所树立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的工作理念、专业品牌、团队精神、协作意识，保障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严格按照司法部《关于加强对律师办理重大敏感群体案件指导监督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的通知》的要求，提高律师文化建设水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抓住一个重点，发挥点面结合作用。
各级律师协会是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创造条件积极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使律师协会真正成为律师的“娘家”、律师的文化中心、交流中心、娱乐中心，律师的保护伞、遮荫处。真正做到律师有事找律师协会。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引导帮助律师协会真正从行政管理部门脱勾，成为真正的自律性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良好的律师协会文化。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文化建设点面结合部，要积极发挥其作用。律师事务所要做品牌，宣传自己的律师，提高整体水平，从时时处处关心新律师，支持年轻律师，提高老律师，使律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工作，使律师干有奔头，做有思路，行有标尺，让律师文化建设在律师事务所达到最佳的结合。围绕“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总体要求，加强律师宣传力度。推出一批人民满意的先进典型，包括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典型，为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服务的典型，长期面向基层、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典型，树立律师队伍良好社会形象，使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和支持律师工作。
中国刑法学走向何方
------《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序言
中国刑法学人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使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呈现了繁荣的景象，并促进了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对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迷惘。
近年来，中国法理学界在热议中国法学走向何处去，我国刑法学界也有人在议论着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走向。
中国刑法学走向何方？对于这一刑法学论题，笔者认为，它主要涉及几大问题：（一）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走向问题。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现在的基本理论框架为本，还是以德、日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为本，或是以英美法系的理论框架为本，抑或是以其他的理论框架为本？（二）中国刑法学的研究重点问题。在将来，中国刑法学是以研究刑法基本理论为重心？还是以研究刑法分则个罪为重心？（三）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往后，中国刑法学应重视思辨的理论研究？还是应重视经验的实证研究？抑或是两者的结合？此外，比较研究法及其他研究方法应走向何处？（四）中国刑法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及相关学科相互促进的问题。中国刑法学分支学科如何划分？刑法哲学如何发展？注释刑法学如何前进？刑法社会学如何建立？其他与刑法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如何建立？刑事政策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刑事学科如何促进刑法学发展，以及如何开展刑事一体化研究？等等。在这几大问题里，由于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走向问题会直接地影响到中国刑法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因此，这应是中国刑法学人着重思考的问题。
在研究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时，自然离不开对外来理论和本土理论的相关问题的思考。我们对外来理论应持理性的态度，应认识到外来理论扎根本土后，是可以内化为本土理论的。在沈家本清末修律前，中国本土并无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在其他的刑法理论里，许多理论也是不科学的。沈家本主持修订《大清新刑律》时，刑法学家给我国引进的是当时的德、日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在新中国建国后，我国引进的刑法理论是原苏联的刑法理论，并在原苏联刑法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1979年刑法典。从1997年刑法典制定至现在，我国的主导性刑法理论是对原苏联刑法理论进行适度改造并借鉴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论。在这一刑法理论指导下，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见，外来理论在与国情相结合以及经过发展改造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广大民众谋福祉。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我国对原苏联刑法理论进行改造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的本土理论。从近现代中国刑法学发展历史看，外来刑法理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外来理论合理地内化为本土理论后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中国刑法学不应拒绝外来刑法理论，而应合理地引进先进的外来理论，通过论证后，吸收其合理内容，并克服其缺陷。在将来，我们仍需要借鉴外来的、科学的刑法理论,并结合我国国情来建构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
由于刑法典的制定是在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刑法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刑法典颁布后，司法者一般也是在主流刑法理论指导下来处理刑事案件的。因此，中国刑法学在未来发展中应选择科学的、适合国情的刑法理论为其主流刑法理论。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发展走向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刑法学在未来发展中应以哪一种刑法理论作为其主流刑法理论来构建其基本理论体系。
目前，我国一些刑法学者在讨论中国刑法学未来的基本理论框架走向问题时，主张完全推翻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而主张完全以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为本，重新构建我国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借鉴了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但是，在根基理论上，摈弃了原苏联刑法的根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专政理论”，而实际上借鉴了大陆法系刑法的根基理论，采纳了旧派和新派两者折中的基本理论。概言之，我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是兼采了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和大陆法系刑法的根基理论而形成的理论架构。笔者认为，我国现在的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较为科学的，在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中，仍应坚持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对这一问题，可以从刑法根基理论和犯罪构成理论两方面予以论述。
在大陆法系刑法根基理论里，旧派主张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反对类推和刑罚个别化，在刑罚论上持报应刑论，主张以行为为中心构建刑法理论，而新派对罪刑法定原则提出质疑，肯定类推解释，主张刑罚个别化，在刑罚论上持教育刑论，主张以行为人为中心构建刑法理论。旧派和新派经过长期争论后得到调和，形成了兼采两派观点的折中刑法理论。现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刑法典是在折中的刑法理论指导下制定的。笔者认为，旧派和新派从各自的立场所阐明的观点均有道理，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公正和防止司法专横，科学的刑法理论应以旧派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为根基来构建，同时，应将新派的一些合理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吸收进来。换言之，科学的刑法理论应以旧派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为主，以新派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为辅来构建。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主张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反对类推，赞成以行为为中心构建刑法体系，同时，它也赞成在刑法典里规定自首、立功、假释、减刑等涉及刑罚个别化的内容，在刑罚论上，它持教育刑理念以及一定的报应刑理念。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体现了以旧派观念为主、以新派观念为辅的基本理念。由于我国现行刑法理论的根基是基本正确的，因此，我国未来的刑法理论仍应基本坚持这一理论根基。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犯罪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目前，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基本上是采用原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现在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个要件有机组合而成。我国现行刑法典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我国的刑法适用也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其实也是在批判和继承大陆法系犯罪成立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也证明，这一理论是基本可行的，但是，它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为了保持刑法理论的稳定性，防止因更换理论而带来的巨大成本，我国未来的犯罪构成理论仍应以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同时，对这一理论进行合理的改造。
近年来，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应以德、日犯罪成立要件理论取代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笔者认为，德、日犯罪成立要件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认为，犯罪成立要件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部分。这一理论能较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不足。根据这一理论，法官可以根据期待可能性等超法规事由来处理刑事案件，由于超法规事由在刑法典里并没有规定，因此，在这一情况下，法官实际上是依据理论上的犯罪成立模型断案，而不是根据法定的犯罪成立模型办案。这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见，完全以德、日犯罪成立要件理论取代现有犯罪构成理论是不妥的。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两种犯罪构成理论的科学之处结合起来，构建出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
中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曾指导了现行刑法典的制定，现行刑法典颁布后，司法人员也是在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指导下适用刑法的。实践证明，现行刑法典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实践也证明，在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指导下，我国的刑事司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我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中国刑法学在未来的发展中仍应坚持以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为框架，同时，应博采众家之长，以使中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
当前，我国刑法学界留学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学者众多，翻译的外国刑法学著作逐渐增多。刑法学界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学者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特殊经历或好恶，主张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中应选取某一刑法理论为本，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出现在其学术著作或论文上。刑法理论的创新和争鸣是中国刑法科学发展所必需的，然而，现在的中国刑法学界出现了另一现象，即在编写中国刑法学教科书时直接采用纯粹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或自己创建的刑法理论来阐释中国刑法典的内容，并引导学生以这种理论去适用中国刑法。由于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培养司法实务人才，如果中国刑法实务教育中没有主流的刑法理论，允许各大学各自为政，随意选择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体系、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体系或其他刑法理论体系来构建中国刑法学的教学内容，那么，我国将来必然会出现司法中的理论迷局。可以设想，在法庭审理中，如果没有基本统一的法言法语，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检察官以英美法系刑法理论来阐明其指控理由，律师以传统刑法理论来进行辩护，法官以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来说明判决理由。由于法官受教育的背景不一，因而，各法官所制作的刑事判决书也可能采用不同法系的刑法理论来阐释判决的理由。这样，刑事司法领域将出现混乱不堪的图景。可见，为了保证刑法典顺利地在全国统一实施，中国司法实务教育中的中国刑法理论在大体上应是统一的，为此，我国应选择主流的刑法理论作为司法实务教育的必选理论。目前，我国的主流刑法理论是以原苏联刑法理论为基础并借鉴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经适度改造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论。这一刑法理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因此，这一理论应作为我国司法实务教育中中国刑法学的必选理论。当前，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已成为全国法学本科教育的指挥棒，我国应选调全国资深刑法学者以我国现在的主流刑法理论为基础编写一套全国司法统一考试用的中国刑法教材，以规范司法中的法言法语，从而防范或走出司法中的理论迷局。
笔者主张我国在司法实务教育中应明确主流的刑法理论，但是，也极力主张刑法理论的创新和争鸣。刑法理论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在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里，社会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同样，刑法理论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许多刑法理论是矛盾的统一体。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和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均存在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在非十全十美的刑法理论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刑法典，同样也不会十全十美。刑法典里规定的各种原则和各种制度均不宜绝对化，如果意欲追求某一原则或某一制度的完美而将其绝对化，就会使刑法的目的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正因为刑法理论和刑法典均无法达到十全十美，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刑法和刑法理论的争鸣促进刑法理论的繁荣，并追寻到最佳的主流刑法理论和最佳的刑法典，从而为实现良好的刑事法治奠定基础。
刑法和刑法科学是在辩护和批判的争论中发展的。对于科学的刑法内容和刑法理论，我们在理论争鸣中应极力为其辩护，对于刑法和刑法理论中存在的缺陷，我们应据理批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基本合理的，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的许多具体刑法理论也是科学的，因此，笔者极力为其辩护，但是，在这一基本理论框架之下的刑法理论仍存在诸多重大缺陷，为此，笔者据理对其予以批判。
笔者从事刑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有二十一年。在刑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笔者对许多刑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长期以来，笔者把刑法学的研究重心放在刑法的基本理论上，因此，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刑法基本原则、刑法解释、犯罪论、刑罚论、立法论等几方面。本书的旨趣在于：通过对刑法的重要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辩护或批判，希望人们对这些重要的刑法基本理论问题继续予以关注，并通过争论促进刑法理论进一步发展。由于对刑法理论的辩护与批判，往往同时包含了对相关刑法内容的辩护与批判，反过来而言，对刑法内容的辩护和批判，往往也同时对相关的刑法理论进行辩护和批判，因此，本书书名《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具有对刑法和刑法理论的辩护与批评的意蕴。
本书共有四编，第一编刑法基本理论。本编将无法归类到犯罪论、刑罚论和立法论而又属于刑法基本理论的内容归于本编。第一章“中国刑法发展的沉思”， 对中国刑法的发展历史、影响刑法发展的因素、刑法典的功能、科学刑法典的判断标准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中国刑法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二章“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主要对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确定标准提出质疑，提出了刑法基本原则也有例外的观点。第三章“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及类推的命运”，主要提出罪刑法定原则不应绝对化，类推也应有其存在的空间。第四章“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争”认为，刑法条文应具有明确的立法原意，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为了调和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矛盾，在刑法解释上，我国应坚持“以主观解释为主，以客观解释为补充”的折中论。第五章“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辨析”指出，传统意义上所讲的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均在文字字面含义上超出了刑法条文，在解释方法上均采用了类比推理，因此，两者具有同一的称谓“类推扩张解释”， 为了较好地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以及坚持合理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应建立严格的类推扩张解释制度。
第二编犯罪论。本编主要是犯罪构成及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关的理论。第六章“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追寻”，对各种犯罪构成模型进行了分类，提出了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判断标准，提出了“犯罪构成三模块说”的犯罪构成理论。第七、八、九、十章均属于不作为犯罪的理论内容。第七章“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和范围”，深入地分析了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及范围。第八章“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对犯罪不作为和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立法提议。第九章“‘特定义务产生三根据说’之提出”，论述了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产生三根据说的理论体系。第十章“‘寄宿罪状’的创制”，提出了制定“寄宿罪状”的立法主张，以摆脱目前惩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困境。
第十一章“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之构建”，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由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决定，提出刑法应明文规定因果关系内容，明确“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第十二章“‘复合罪过形式’质疑”，批驳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为我国传统的罪过形式进行了辩护。第十三章“刑法上严格责任之否定”，批驳了刑法理论中的严格责任理论，对与之相关的实践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第十四章“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继承与批判”，介绍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分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存在的问题，主张批判地继承这一理论（这部分内容曾发表于《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在本书里未做修改）。第十五章“‘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之提倡”认为，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单位的行为构成和自然人行为构成发生竞合。两独立主体对各自罪过支配下而发生的行为构成竞合所造成的犯罪结果均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编刑罚论。本编主要是关于刑罚阶梯、刑事责任方面的内容。第十六章“刑罚阶梯的演变与展望”，探讨了刑罚阶梯的演变历史、演变原因以及科学刑罚阶梯的判断标准等问题，研究了死刑废止过渡期刑罚阶梯的改革问题。第十七章“刑事责任真谛的追问”，阐释了刑事责任的基本含义、特征，分析了在两种不同语境下刑事责任产生的时间及阶段，探讨了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关系以及刑事责任的地位。第十八章“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论述了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阐述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第十九章“被害人的过错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分析了被害人过错对加害人刑事责任承担的影响。
第四编刑法立法论。本编主要是关于刑法立法技术的内容。第二十章“罪名、罪种的合理数量及其立法反思”，分析了现行刑法典在罪名、罪种立法方面存在的弊端及其成因，提出了罪名、罪种合理数量的判断标准，并提出了一些立法措施。第二十一章“经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对我国经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提出了批判，建议在立法上规定“经济犯罪等级数额体系”。第二十二章“刑法典修补技术的探析”，对1979年刑法典颁布后的刑法修补技术和1997年新刑法典颁布后的刑法修补技术进行了评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建议将来的刑法典在设立总则编和分则编后，再设立第三编“修补编”，将修改或补充的刑法条文编入“修补编”。
以上是本书的基本内容。由于时间仓促，本书可能存在错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摘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序言，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作者：欧锦雄，刑法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题目为摘录时增加。)
河南颖滨律师事务所 郭力
律师文化建设是司法部及全国律师协会着力倡导和支持的重要工作之一，特别是全国律师协会最近专门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起草了《中国律师文化建设纲要》，以及全国律协发布的《2006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报告》都是对律师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的体现，作为一名律师，对律师文化现状进行研究，从而能够在研究、学习中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体会、感受，进而能够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当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 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众所周知，对任何一件事物、工程、现象的研究，首先要弄清被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同样，对律师文化研究也要首先从律师文化的概念、内涵入手，唯有如此，才能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深入浅出，得出律师文化建设的真谛。
律师文化，顾名思义是律师的文化，它应包括律师个体的文化、律师事务所集体的文化、律师协会团体的文化。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律师意识形态的好坏、优劣、先进性与否直接关系到律师业生存、发展的质量，也是律师业是否有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律师文化具体表现在律师的个人气质、人格魅力、道德水准、精神风貌、执业水平、社会责任、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的服务标识、管理规范、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律师要有仗义护法的使命，诚信执业的道德，高超的护法之策，赤诚仗义执言之情，律师业务拓展领域广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严谨细致、克难制胜，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具有责任、诚信、协作、创新的核心理念；具有学者型、政冶家型、社会活动家型、企业之友型的律师风采。
二、律师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律师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或者说至多是初级阶段。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指出，人类需要的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而温饱阶段考虑的是生理和安全需要；小康阶段考虑的是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富裕阶段才考虑到自我实现问题。虽然其这种划分有片面性，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其有相当合理的成分。我国的律师业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律师大多数被人们称为“讼棍”，不为民众所尊重，也是生活逼迫及社会大环境所造成的，但也出现过大律师施洋、史良等具有铁血骨气的律师或“讼师”。解放初期，一直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军管或者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几乎没有律师业务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盛行，当然律师业也一样无一幸免。直到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当时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国家核发编制，象现在的公务员一样，是国家公职人员，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许多律师都是国家任命、指派，情愿不情愿，专业非专业的都成为了所谓的律师，文化层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律师文化建设来说，至多有部分地区、部分律师的“自发”行为。1986年，司法部开始组织律师资格统一考试，200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系列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订了《律师法》，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律师的准入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并与世界接轨。律师队伍的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律师文化建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基础越来越稳固。
就我国律师文化现状而言，可概括为，正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过渡。全国律师文化建设极不平衡。律师文化建设的盲目性、无序性，缺乏成熟的律师文化建设的经验，律师文化对许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协会来说是一种新事物、新现象，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丰富的具体的感性材料。
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及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内地省会城市为数较少的精英律师齐头并进，已经从温饱走向小康，甚至走进富裕。因此，这些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较为先进。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从国内走向国际，从诉讼走向非诉讼，从“自发”走向“自觉”，并与国外律师相互交流，建立了较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文化制度，代表了较高水准的律师文化水平。他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从人文的关怀方面都优越于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的律师。
对于执业5年以上的中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一点律师文化建设的启迪，受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的熏陶，极想尽快建立自己的律师文化，但大多是“东施效颦”，盲目学习，没有形成自己的律师文化理念。还有部分刚刚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律师，纯粹属于“乐不思蜀”的一族,有了一点成绩，沾沾自喜，为了一点荣耀，竭力争取，得到后又不加珍惜，这类律师对于律师文化大言不惭，子虚乌有，根本没有一点律师的素养。
对于执业5年以下的中部律师及大多数的西部律师而言，律师文化是可盼而不可及的。因为他们刚刚从事律师行业，或者说执业经验不丰富，加之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无序竞争，社会关系少，社会阅历少，本地区经济发展较弱，再者许多律师事务所名为团队，实为各自为战。新律师得不到指导帮助，办案中，照本宣科，按图索骥，实务中眼高手低，无从下手。因此，这些律师竞争力较弱，加上团体会员费、个人会费、年检费、保险费等集于一身，一年下来，几乎没有什么节余，甚至有些律师连上述费用也难以承受。如果给他们谈律师文化，无疑是不切实际。特别是西部地区许多县市律师凤毛麟角，严重缺乏，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许多人打官司根本找不到律师或者律师很难挣到较高的代理费，这些人仅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一味发强调律师文化建设，也只能是望之兴叹。
地方各级律师协会大多是名存实亡，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开展业务。因为，众多的律师协会还没有从司法行政主管部门中脱离出来，律协秘书长大多是由律管处（科）长兼任。律师协会的章程也是形同虚设。只有珠海、深圳等地律师协会才勉强通过直选的方式选出了自已的律师协会会长，购置了自己的会所，真正成为了的自律组织。但必竟为数较少。
二、 推进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虽然，我国律师文化建设现状不容乐观，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律师文化的积极性，并已着力开展各种活动，创造各种条件丰富律师文化生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也先后对律师队伍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即有鞭策又有鼓舞，这是律师文化建设好的开端。之所以这样，是与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不开的。
党的“三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以及实施过程明确了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再者，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五年多的时间，许多领域与国际接轨步伐加快，迫切要求中国律师走向世界，律师文化建设与世界同步。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社会形象，形成一整套律师队伍的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进而提高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效应、管理方法、知识产权、工作环境等。同时，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具有自我规范作用，提高凝聚力、协调三者关系，提升律师素质与品位，从而增强律师执业的竞争力。
三、 律师文化建设的对策和思路
律师文化要建设好，首先，要从政治上关心。把律师的冷暖放在心上，把律师吸收进党组织、人大、政协，在提高他们地位的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人大、政协部门参政、议政、决策的能力，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尤其是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方面，突发矛盾时有发生，群体性上访、诉讼案件不断出现，律师作为社会人、自由职业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道德素养、知识水平能够更容易感化公众。司法部也及时提出了律师及时化解矛盾的意见。如果律师没有什么文化水准，混同一般人，是根本得不到群众信任的。其次，要从政策上支持。司法部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要从全局出发、长远出发，规范基层法律服务所以及部分“?律师”、“野律师”，为律师从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缓解我国律师紧张的局面，为地方基层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帮助。现实生活中，法律服务所涌进城市，打着律师的牌子，进行收费代理，与律师事务所进行不正当竞争。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律师业务本来就不好做，加上法律服务所的“低价竞争、“夸海口竞争”无疑给律师业务雪上加霜。再次，从经济上扶持。国家可以对中西部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从财政上给予支持，拨出专项资金为律师文化建设给予帮助。对执业3年以下的律师强制推广“带薪制”、“底薪加提成制”，减免各种费用，使新律师、中西部律师能够轻装上阵，迎头赶上发达地区的律师文化建设水平。凡是从事律师执业的人员，在初始执业时免费发放律师徽章、律师工作装、律师职业装，让公众更容易识别律师。最后，要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律师的文化生活，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各级律师协会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要利用每年的律师培训时间，教育培养律师的律师文化意识，努力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式，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追求公正的律师队伍。建立律师诚信档案，加大对不良行为的监管力度。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征文活动、专题报告，参加学习等方式，促进律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职业道德的关系。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了律师职业道德的内容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和事实，坚持真理，维护正义，道德高尚，廉洁自律，诚实信用，尽职尽责，保守执业秘密，同业互助，公平竞争，勤于学习，提高素养。从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是相通相融，律师职业道德是律师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律师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
（二）、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执业的关系
律师文化是律师执业的重要内容，律师文化直接影响到律师执业水平，每个律师都要从我做起、从细微之处做起，才能提高律师执业水平。同时，律师执业水平也反过来影响到律师文化建设。如果律师不敬业，不尽责，不按律师执业规范工作，那也就谈不上律师文化。
（三）、律师文化建设与律师党建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真实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律师文化建设不可能脱离社会成为独立的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就要求律师适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改革、发展。律师作为中介组织，在社会大环境下，自然在其先进律师文化建设中，必须保持“三个代表”不动摇，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断在律师队伍中发展党员，开展党建活动，使党员律师成为律师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先行者，极力推进律师文化建设。另一角度看，律师文化建设好了，律师的整体素质提高了，符合党员标准的律师就多了，同时，又能促进党建工作。
（四）律师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通过律师文化建设，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进一步为构建和谐社会出力献策。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教育，正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从思想意识上提高全民素质的具体体现。因此，要把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推进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相结合。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载体。要将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当前正在着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律师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律师文化的价值取向，贯彻于律师文化建设的具体环节中。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通过推进律师文化建设，教育律师培养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职业操守、行为方式和生活信念，引导律师事务所树立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的工作理念、专业品牌、团队精神、协作意识，保障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严格按照司法部《关于加强对律师办理重大敏感群体案件指导监督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的通知》的要求，提高律师文化建设水平，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律师文化建设中还要抓住一个重点，发挥点面结合作用。
各级律师协会是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创造条件积极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使律师协会真正成为律师的“娘家”、律师的文化中心、交流中心、娱乐中心，律师的保护伞、遮荫处。真正做到律师有事找律师协会。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引导帮助律师协会真正从行政管理部门脱勾，成为真正的自律性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良好的律师协会文化。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文化建设点面结合部，要积极发挥其作用。律师事务所要做品牌，宣传自己的律师，提高整体水平，从时时处处关心新律师，支持年轻律师，提高老律师，使律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工作，使律师干有奔头，做有思路，行有标尺，让律师文化建设在律师事务所达到最佳的结合。围绕“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总体要求，加强律师宣传力度。推出一批人民满意的先进典型，包括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典型，为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服务的典型，长期面向基层、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典型，树立律师队伍良好社会形象，使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和支持律师工作。
中国刑法学走向何方
------《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序言
中国刑法学人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使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呈现了繁荣的景象，并促进了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对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迷惘。
近年来，中国法理学界在热议中国法学走向何处去，我国刑法学界也有人在议论着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走向。
中国刑法学走向何方？对于这一刑法学论题，笔者认为，它主要涉及几大问题：（一）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走向问题。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现在的基本理论框架为本，还是以德、日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为本，或是以英美法系的理论框架为本，抑或是以其他的理论框架为本？（二）中国刑法学的研究重点问题。在将来，中国刑法学是以研究刑法基本理论为重心？还是以研究刑法分则个罪为重心？（三）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往后，中国刑法学应重视思辨的理论研究？还是应重视经验的实证研究？抑或是两者的结合？此外，比较研究法及其他研究方法应走向何处？（四）中国刑法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及相关学科相互促进的问题。中国刑法学分支学科如何划分？刑法哲学如何发展？注释刑法学如何前进？刑法社会学如何建立？其他与刑法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如何建立？刑事政策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刑事学科如何促进刑法学发展，以及如何开展刑事一体化研究？等等。在这几大问题里，由于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走向问题会直接地影响到中国刑法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因此，这应是中国刑法学人着重思考的问题。
在研究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时，自然离不开对外来理论和本土理论的相关问题的思考。我们对外来理论应持理性的态度，应认识到外来理论扎根本土后，是可以内化为本土理论的。在沈家本清末修律前，中国本土并无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在其他的刑法理论里，许多理论也是不科学的。沈家本主持修订《大清新刑律》时，刑法学家给我国引进的是当时的德、日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在新中国建国后，我国引进的刑法理论是原苏联的刑法理论，并在原苏联刑法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1979年刑法典。从1997年刑法典制定至现在，我国的主导性刑法理论是对原苏联刑法理论进行适度改造并借鉴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论。在这一刑法理论指导下，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见，外来理论在与国情相结合以及经过发展改造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广大民众谋福祉。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我国对原苏联刑法理论进行改造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的本土理论。从近现代中国刑法学发展历史看，外来刑法理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外来理论合理地内化为本土理论后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中国刑法学不应拒绝外来刑法理论，而应合理地引进先进的外来理论，通过论证后，吸收其合理内容，并克服其缺陷。在将来，我们仍需要借鉴外来的、科学的刑法理论,并结合我国国情来建构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
由于刑法典的制定是在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刑法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刑法典颁布后，司法者一般也是在主流刑法理论指导下来处理刑事案件的。因此，中国刑法学在未来发展中应选择科学的、适合国情的刑法理论为其主流刑法理论。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发展走向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刑法学在未来发展中应以哪一种刑法理论作为其主流刑法理论来构建其基本理论体系。
目前，我国一些刑法学者在讨论中国刑法学未来的基本理论框架走向问题时，主张完全推翻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而主张完全以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为本，重新构建我国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借鉴了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但是，在根基理论上，摈弃了原苏联刑法的根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专政理论”，而实际上借鉴了大陆法系刑法的根基理论，采纳了旧派和新派两者折中的基本理论。概言之，我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框架是兼采了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和大陆法系刑法的根基理论而形成的理论架构。笔者认为，我国现在的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较为科学的，在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中，仍应坚持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对这一问题，可以从刑法根基理论和犯罪构成理论两方面予以论述。
在大陆法系刑法根基理论里，旧派主张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反对类推和刑罚个别化，在刑罚论上持报应刑论，主张以行为为中心构建刑法理论，而新派对罪刑法定原则提出质疑，肯定类推解释，主张刑罚个别化，在刑罚论上持教育刑论，主张以行为人为中心构建刑法理论。旧派和新派经过长期争论后得到调和，形成了兼采两派观点的折中刑法理论。现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刑法典是在折中的刑法理论指导下制定的。笔者认为，旧派和新派从各自的立场所阐明的观点均有道理，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公正和防止司法专横，科学的刑法理论应以旧派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为根基来构建，同时，应将新派的一些合理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吸收进来。换言之，科学的刑法理论应以旧派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为主，以新派的基本观念和基本理论为辅来构建。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主张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反对类推，赞成以行为为中心构建刑法体系，同时，它也赞成在刑法典里规定自首、立功、假释、减刑等涉及刑罚个别化的内容，在刑罚论上，它持教育刑理念以及一定的报应刑理念。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体现了以旧派观念为主、以新派观念为辅的基本理念。由于我国现行刑法理论的根基是基本正确的，因此，我国未来的刑法理论仍应基本坚持这一理论根基。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犯罪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目前，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基本上是采用原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我国现在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个要件有机组合而成。我国现行刑法典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我国的刑法适用也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其实也是在批判和继承大陆法系犯罪成立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也证明，这一理论是基本可行的，但是，它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为了保持刑法理论的稳定性，防止因更换理论而带来的巨大成本，我国未来的犯罪构成理论仍应以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同时，对这一理论进行合理的改造。
近年来，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应以德、日犯罪成立要件理论取代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笔者认为，德、日犯罪成立要件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认为，犯罪成立要件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部分。这一理论能较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不足。根据这一理论，法官可以根据期待可能性等超法规事由来处理刑事案件，由于超法规事由在刑法典里并没有规定，因此，在这一情况下，法官实际上是依据理论上的犯罪成立模型断案，而不是根据法定的犯罪成立模型办案。这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见，完全以德、日犯罪成立要件理论取代现有犯罪构成理论是不妥的。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两种犯罪构成理论的科学之处结合起来，构建出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
中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曾指导了现行刑法典的制定，现行刑法典颁布后，司法人员也是在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指导下适用刑法的。实践证明，现行刑法典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实践也证明，在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指导下，我国的刑事司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我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中国刑法学在未来的发展中仍应坚持以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为框架，同时，应博采众家之长，以使中国现在的刑法基本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
当前，我国刑法学界留学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学者众多，翻译的外国刑法学著作逐渐增多。刑法学界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学者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特殊经历或好恶，主张中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中应选取某一刑法理论为本，学者们的观点往往出现在其学术著作或论文上。刑法理论的创新和争鸣是中国刑法科学发展所必需的，然而，现在的中国刑法学界出现了另一现象，即在编写中国刑法学教科书时直接采用纯粹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或自己创建的刑法理论来阐释中国刑法典的内容，并引导学生以这种理论去适用中国刑法。由于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培养司法实务人才，如果中国刑法实务教育中没有主流的刑法理论，允许各大学各自为政，随意选择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体系、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体系或其他刑法理论体系来构建中国刑法学的教学内容，那么，我国将来必然会出现司法中的理论迷局。可以设想，在法庭审理中，如果没有基本统一的法言法语，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检察官以英美法系刑法理论来阐明其指控理由，律师以传统刑法理论来进行辩护，法官以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来说明判决理由。由于法官受教育的背景不一，因而，各法官所制作的刑事判决书也可能采用不同法系的刑法理论来阐释判决的理由。这样，刑事司法领域将出现混乱不堪的图景。可见，为了保证刑法典顺利地在全国统一实施，中国司法实务教育中的中国刑法理论在大体上应是统一的，为此，我国应选择主流的刑法理论作为司法实务教育的必选理论。目前，我国的主流刑法理论是以原苏联刑法理论为基础并借鉴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经适度改造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论。这一刑法理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因此，这一理论应作为我国司法实务教育中中国刑法学的必选理论。当前，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已成为全国法学本科教育的指挥棒，我国应选调全国资深刑法学者以我国现在的主流刑法理论为基础编写一套全国司法统一考试用的中国刑法教材，以规范司法中的法言法语，从而防范或走出司法中的理论迷局。
笔者主张我国在司法实务教育中应明确主流的刑法理论，但是，也极力主张刑法理论的创新和争鸣。刑法理论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在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里，社会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同样，刑法理论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许多刑法理论是矛盾的统一体。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和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均存在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在非十全十美的刑法理论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刑法典，同样也不会十全十美。刑法典里规定的各种原则和各种制度均不宜绝对化，如果意欲追求某一原则或某一制度的完美而将其绝对化，就会使刑法的目的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正因为刑法理论和刑法典均无法达到十全十美，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刑法和刑法理论的争鸣促进刑法理论的繁荣，并追寻到最佳的主流刑法理论和最佳的刑法典，从而为实现良好的刑事法治奠定基础。
刑法和刑法科学是在辩护和批判的争论中发展的。对于科学的刑法内容和刑法理论，我们在理论争鸣中应极力为其辩护，对于刑法和刑法理论中存在的缺陷，我们应据理批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刑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基本合理的，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的许多具体刑法理论也是科学的，因此，笔者极力为其辩护，但是，在这一基本理论框架之下的刑法理论仍存在诸多重大缺陷，为此，笔者据理对其予以批判。
笔者从事刑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有二十一年。在刑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笔者对许多刑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长期以来，笔者把刑法学的研究重心放在刑法的基本理论上，因此，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刑法基本原则、刑法解释、犯罪论、刑罚论、立法论等几方面。本书的旨趣在于：通过对刑法的重要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辩护或批判，希望人们对这些重要的刑法基本理论问题继续予以关注，并通过争论促进刑法理论进一步发展。由于对刑法理论的辩护与批判，往往同时包含了对相关刑法内容的辩护与批判，反过来而言，对刑法内容的辩护和批判，往往也同时对相关的刑法理论进行辩护和批判，因此，本书书名《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具有对刑法和刑法理论的辩护与批评的意蕴。
本书共有四编，第一编刑法基本理论。本编将无法归类到犯罪论、刑罚论和立法论而又属于刑法基本理论的内容归于本编。第一章“中国刑法发展的沉思”， 对中国刑法的发展历史、影响刑法发展的因素、刑法典的功能、科学刑法典的判断标准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中国刑法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二章“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主要对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确定标准提出质疑，提出了刑法基本原则也有例外的观点。第三章“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及类推的命运”，主要提出罪刑法定原则不应绝对化，类推也应有其存在的空间。第四章“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争”认为，刑法条文应具有明确的立法原意，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为了调和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矛盾，在刑法解释上，我国应坚持“以主观解释为主，以客观解释为补充”的折中论。第五章“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辨析”指出，传统意义上所讲的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均在文字字面含义上超出了刑法条文，在解释方法上均采用了类比推理，因此，两者具有同一的称谓“类推扩张解释”， 为了较好地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以及坚持合理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应建立严格的类推扩张解释制度。
第二编犯罪论。本编主要是犯罪构成及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关的理论。第六章“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追寻”，对各种犯罪构成模型进行了分类，提出了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判断标准，提出了“犯罪构成三模块说”的犯罪构成理论。第七、八、九、十章均属于不作为犯罪的理论内容。第七章“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和范围”，深入地分析了不作为犯罪的概念及范围。第八章“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对犯罪不作为和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立法提议。第九章“‘特定义务产生三根据说’之提出”，论述了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产生三根据说的理论体系。第十章“‘寄宿罪状’的创制”，提出了制定“寄宿罪状”的立法主张，以摆脱目前惩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困境。
第十一章“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之构建”，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由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决定，提出刑法应明文规定因果关系内容，明确“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第十二章“‘复合罪过形式’质疑”，批驳了“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为我国传统的罪过形式进行了辩护。第十三章“刑法上严格责任之否定”，批驳了刑法理论中的严格责任理论，对与之相关的实践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第十四章“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继承与批判”，介绍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分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存在的问题，主张批判地继承这一理论（这部分内容曾发表于《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在本书里未做修改）。第十五章“‘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之提倡”认为，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单位的行为构成和自然人行为构成发生竞合。两独立主体对各自罪过支配下而发生的行为构成竞合所造成的犯罪结果均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编刑罚论。本编主要是关于刑罚阶梯、刑事责任方面的内容。第十六章“刑罚阶梯的演变与展望”，探讨了刑罚阶梯的演变历史、演变原因以及科学刑罚阶梯的判断标准等问题，研究了死刑废止过渡期刑罚阶梯的改革问题。第十七章“刑事责任真谛的追问”，阐释了刑事责任的基本含义、特征，分析了在两种不同语境下刑事责任产生的时间及阶段，探讨了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关系以及刑事责任的地位。第十八章“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论述了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阐述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第十九章“被害人的过错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分析了被害人过错对加害人刑事责任承担的影响。
第四编刑法立法论。本编主要是关于刑法立法技术的内容。第二十章“罪名、罪种的合理数量及其立法反思”，分析了现行刑法典在罪名、罪种立法方面存在的弊端及其成因，提出了罪名、罪种合理数量的判断标准，并提出了一些立法措施。第二十一章“经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对我国经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提出了批判，建议在立法上规定“经济犯罪等级数额体系”。第二十二章“刑法典修补技术的探析”，对1979年刑法典颁布后的刑法修补技术和1997年新刑法典颁布后的刑法修补技术进行了评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建议将来的刑法典在设立总则编和分则编后，再设立第三编“修补编”，将修改或补充的刑法条文编入“修补编”。
以上是本书的基本内容。由于时间仓促，本书可能存在错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摘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序言，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作者：欧锦雄，刑法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题目为摘录时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