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申领进出口许可证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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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申领进出口许可证的实施办法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申领进出口许可证的实施办法
1987年1月24日，对外经济贸易部
第一条 为了简化办理进出口许可证手续，便于外商投资企业开展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作为投资而进口的设备和物料，属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凭批准的该企业的进口设备和物料清单领取进口许可证；不属于实行进口许可证的管理的商品，海关凭原批准该企业的进口设备、物料清单验放。
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所需进口（包括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机械设备、生产用车辆（指运输用货车、特种车和客货两用车）、原材料、燃料、散件、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免领进口许可证，由海关实行监管，凭批准成立企业的文件、合同或进出口合同验放。上述进口机械设备、生产用车辆、料、件，只限本企业生产自用，不得在国内转让出售；其进口料、件或用进口料、件所生产的产品，因特殊情况转为内销，应按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补办进口手续。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为生产内销产品和国内经营业务所需进口的机械设备、生产用车辆、原材料、燃料、散件、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其中属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凭确认的企业进口计划，每半年申领一次进口许可证；不属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海关凭批准成立企业的文件、合同验放。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本企业自用的、数量合理的非生产物品，其中属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由省级对外经济贸易部门核发进口许可证。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其中属于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凭企业年度出口计划每半年申领一次出口许可证。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本企业经营范围内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不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海关凭出口合同等有关证件验放。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经批准为解决外汇收支平衡，出口非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凡属于实行出口许可证的商品，凭批准文件申领出口许可证；不属于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海关凭出口合同等有关证件验放。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申领进出口许可证，均按对外经济贸易部公布的分级管理发证的品种，分别向有关发证机关申请办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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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首的的概念和意义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犯罪，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的犯罪行为。自首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嫌疑人的悔罪，它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及归案后的坦白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表明自首犯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由自首的本质及所反映的危险性的特征出发，我国刑法根据惩办与宽大相接合的原则设置了自首制度，并确定了自首从宽的原则。我国刑法设置自首制度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罚裁量制度，表明我国刑法在报应的基础上追求刑罚效果，即通过自首从宽原则实施感化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改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获得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预防犯罪的效果。
二、自首的种类即构成条件
根据刑法典第67条的规定，自首分一般自首和余罪自首两种。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余罪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根据刑法典第67条第1款的规定，成立一般自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自动投案 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接受审判的行为。这种行为有三个方面的限制性：
第一，自首时间上的限定性。投案行为必须发生在犯罪人尚未归案前。这是犯罪人自动供述自已罪行还是坦白罪行的重要标志之一，投案行为通常实行于犯罪分子犯罪之后犯罪行为尚未被发现之前，或者犯罪事实虽然已被司法机关发觉，但犯罪人尚未被发觉以前或者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均已被发觉。而司法机关尚未对犯罪分子进行询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其中犯罪分子正在自首途中或在积极准备自首抓获或犯罪人已知道司法机关人员在其家守候而主动回到家中或因形迹可疑被盘问，而主动交待自己罪行的，应视为自首。
第二，犯罪人主观意志上的主动性。犯罪分子必须是基于本人的主观意愿而自动归案，这是认定自动投案是否成立的关健条件。而要认定是否自动投案要把握犯罪分子投案动机的多样性：有的出于真诚悔罪，有的慑于法律的威严，有的为了争取宽大，有的潜逃在外生活无着落，等等。但不同的动机并不影响归案的自动性。同时还要看是否处于迫不得已而违背意愿。犯罪分子被围追堵截，无处藏身、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向有关人员和组织交待自已的罪行，由于是被迫的，只能视为坦白，不能以自首论。如李某杀人逃跑，被公安机关包围在一个小树林，李某自知法藏身，便说：“不要开枪，我自首”。这种情况李某是迫不得已的坦白。 实践中有的犯罪分子投案，其自动程度差异很大，但只要不违背犯罪分子的主观意愿，也应视为投案如： （1）托人代言。犯罪分子本人没有亲自向有关机关投案，而是别人代替他投案，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应亲自供述自已的罪行，可在特殊情况下：如病重、瘫痪、受重伤、抢救被害人、保护现场、救火等，因而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信电投案，查证委托属实的，应视为投案。这种投案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代替者是否受犯罪人委托，或是否征得犯罪人的同意。如果只是怕亲友被重判，背着犯罪人，或不顾犯罪人的反对，只能是检举告发，不能认为投案。 （2）陪送投案。有的犯罪人在犯罪之后，想去投案又顾虑重重，父母亲友担心其逃匿他乡或自杀而陪送其投案；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心虽然不坚定，但投案仍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虽有人陪送，但人身没有受到强制，仍应看作是出自犯罪人的自愿和主动，以投案论。 （3）怕而投案。犯罪人犯罪以后，有的怕被重判，怕别人告发，怕同案犯检举把罪责加给自己，有的受同案犯威逼，怕不去投案为同伙承担罪责，将招致杀生之祸而投案。这些情况，惧怕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其意志仍是自由的，投案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虽然他们存在着不同的压力，有被迫之感，但这与被四面围困，迫不得已有根本不同。从主观意志上看，其供述是自愿和主动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当然如果犯罪分子投案的目的是为包庇同伙，应当别论。
第三，自动投案的对象和具体性条件，犯罪分子必须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特定的犯罪。一般要求犯罪分子直接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投案。对于犯罪分子本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其他党政机关有关负责人投案的，只要投案人认为他们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自己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即可。尽管实际上没有报告，也应认为是投案。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罪分子投案后，只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能足以证明其悔罪服法，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成立的基本条件。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不要求犯罪人全部彻底的交待犯罪所有情节，而是要如实交待主要犯罪事实，也就是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实和情节。把握这一条件，应注意三个方面： 1、投案人所交待的必须是犯罪事实，投案人因法律认识错误而交待违法或违反道德规范行为的事实不构成自首；反之，投案人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因认识错误当成合法行为应构成自首，如将过失伤人当成正当防卫。 2、投案人交待的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即自己实施并由本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投案人交待的犯罪，即可以是一罪，也可以是数罪；即可以是单独实施的也可以是共同实施的。共同犯罪中，由于犯罪人所起的作用不同，要求供述的内容也不同，根据刑法规定，各种共同犯罪人自首时所要供述的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具体分工相适应。 （1）主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主犯分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其中首要分子必须供述的罪行包括其组织、策划、指挥作用所及或支配下的全部罪行；其他主犯必须供述在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支配下单独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以及与其他共同犯罪人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因为这些犯罪活动是由其策划、组织、指挥的，即使他自己没有亲自实施，那也是分工不同。 （2）从犯应供述的罪行范围。从犯分为次要的实行犯和帮助犯。次要实行犯应供述的罪行，包括犯罪分子自己实施的犯罪，以及与自己共同实施所犯罪的主犯和胁从犯的犯罪行为；帮助犯应供述的罪行，包括自己实施的帮助行为，及所帮助的实行犯的行为。 （3）胁从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包括自己在被胁迫情况下实施的犯罪，及所知道的胁迫自己犯罪的胁迫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4）教唆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包括自己教唆行为，及所了解的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意图后实施的犯罪行为。
总之在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供述自己所知道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自首。 3、投案人必须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即犯罪分子应按实际情况彻底交待所实施的全部罪行。如果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犯罪人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或基本犯罪事实，也应视为如实供述。如果犯罪人在交待中避重就轻、虚构减轻罪责的情节或利用自首推卸罪责，包庇掩护同伙那就是交待失真，假自首。 一人犯数罪，其中有重罪也有轻罪，犯罪人只供述其中一罪或数罪，正确认定数罪的自首，关键在于判断犯罪人是否如实供述了所犯数罪。若所犯数罪为异种数罪，其供述的犯罪成立自首，其未供述的犯罪不成立自首；若所犯数罪为同种数罪，则应根据犯罪人所供述犯罪的程度，决定自首成立范围。其中犯罪人所供述的犯罪与未供述的犯罪在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大致相当的，只认定所供述之罪成立自首，自首的效力同样仅及于如实供述之罪，犯罪人确实由于主客观原因，只供述所犯数罪中主要或基本罪行，应认定为全案成立自首 （三）自愿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 刑法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交待自己罪行的，是自首。”从形式上看，接受审查和裁判似乎不是成立要件，但从自首制度设立的目的来看，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对自己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必须自愿承担法律后果，就是犯罪人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接受审查和裁判，这是自首的重要特性，是检验犯罪人真假自首的重要条件。 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后，必须听候、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能逃避，才能最终成立自首。犯罪人犯罪后将自己人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下，是其悔罪的具体表现，也是国家对其从宽处理的重要根据。犯罪人归案后，无论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逃避司法机关的现实控制，都是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不能成立自首。自愿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犯罪人自动投案并供述后又隐藏、脱逃的；或翻供，意图逃避制裁；或委托他人代为自首而本人拒不到案的；等等都属于拒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2、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后，为自己进行辩护，或者提出上诉，或者更正某些事实，这都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允许，不能视为拒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 3、实践中，有的犯罪人匿名将赃物送回司法机关或者原主处，或者用其他方式指出赃物所在。此类行为并没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这下，没有接家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诚意，因而不能成立自首。 4、投案自首后被取保候审期间又犯新罪的，如果其所犯新罪与前罪属不同种罪，前罪由于齐备了自首条件而成立，但在量刑时应依法不予从轻处罚；如所犯新罪与前罪属同种罪，则属连续犯，自然不能视为自首。 根据刑法典第67条第2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以自首论”。从而确定了余罪自首制度。余罪自首是自首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自首与余罪自首区别在于自首的时间、场合和是否自动投案，也即犯罪人是否自觉地投入刑事诉讼活动中，自动投案是以犯罪分子具有人身自由为前提的，而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其人身自由已受到司法机关的控制，便无从谈起自动投案的问题，但就自首的本质的特征来看，即就犯罪人自愿悔罪，愿意承担法律后果，犯罪人向司法机关供述尚未被掌握的其他犯罪行为，对于后罪来讲，在一定意义也是自动投案。 成立余罪自首，除应符合成立一般自首的相应条件外，还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成立余罪自首的主体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罪犯。 2、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是成立余罪自首的关键性条件。
三、自首犯的刑事处罚原则 我国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68条第2款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国刑法的这个规定是比较科学的，其一，贯彻了罪刑相适的原则。对犯罪的处罚，最基本的是看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现，如认罪态度、悔罪程度等，不能因自首而不分罪行轻重一律减免，否则就有损法律的严肃性。我国刑法对犯罪以后自首的不但作了可以从轻或减轻和免除的规定，而且还区分罪行较轻和罪行较重予以不同的处罚。其二，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犯罪人的情况各异，所犯罪行不同，自首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悔罪程度差异很大，自首后绝对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就不能适应这些复杂情况，对犯罪分子就很难起到惩罚和教育的作用，因此我国刑法采取相对从轻、免除原则，对自首的犯罪分子不是必须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符合自首的复杂情况，有利充分发挥自首制度打击犯罪教育犯罪人、感召犯罪分子走自首之路，悔过自新的作用。 （一）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处理犯罪后自首的一般规定，是处罚总原则。首先，对于犯罪后自首的犯罪分子，无论罪行轻重都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为自首从宽政策可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打击犯罪活动，但是并都要一律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也可以不从轻或减轻处罚。其次对自首的犯罪分子是从轻还是减轻要综合案件的各方面，全面考虑。在下列情况下，对自首的犯罪分子一般应考虑从轻或减轻处罚：1、犯罪不是特别严重或情节不是特别恶劣，从全案分析不存在法定或酌定的加重情节；2、犯罪人主观恶性不深，比较容易改造；3、犯罪人自首比较主动、悔罪比较明显，交待罪行属实，反之，不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对于犯罪较轻的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免除处罚 所谓犯罪较轻，就是暂且不考虑犯罪人的情况和他犯罪以后认罪态度、是否自首等情况，只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及其对会的危害程度，应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犯罪较轻的“可以”而不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能否免除处罚，除了看自首的犯罪分子所自首的犯罪是否较轻外，还要看自首的犯罪分子是否悔罪。犯罪人自首后，要免除处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所自首的犯罪必须具备较轻的客观条件；二是自首的犯罪分子必须具备悔罪的主观条件。如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可以减轻处罚。
（三）对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自首又立功的，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应当”表明只能无条件的遵照执行，没有灵活性，审判机关必须对他减轻或免除处罚。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论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
余志来
摘要：环境侵权具有与以往传统侵权截然不同特性，集中反映了环境侵权当事人之间的不对等性，并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具备了弱者身份。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不仅是环境侵权自身要求，同时具有深厚的人权基础和实质公平 的本质。弱者保护理念的引入和运用，对于环境侵权理论的构建和制度的创新将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人权；实质公平
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环境问题”也骤然成为全球性课题。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然而，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是注释法学或者说伪注释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对环境法的发展是百弊无一利的，使得环境法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低水平 重复研究状态。[1]环境法学研究需要理论，我国的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却存在着相对滞后的情况。现实对环境法的迫切要求与理论研究落后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并最终制约环境问题的解决，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加强环境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摆在法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2]
相对于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于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技术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本质特性，使得无论立法界还是学界对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分担、起诉资格等方面都无一例外的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举动。进一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现代新型侵权行为所共有的现象。这不仅是法律之公平正义价值的再现，也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在笔者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是弱者保护理念在侵权领域的反映和运用，是通过赋予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以弱者地位，通过立法给予受害人特殊保护，补救其弱者地位，维持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弱者保护理念贯穿于环境侵权的全过程，对环境侵权制度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环境侵权的立法、司法等具有指导意义。将弱者保护理论切实运用到我国环境侵权领域，是对我国环境侵权法学研究的理论贡献。环境侵权中的弱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未直接涉及。诚于有学者所言，环境法学需要理论，没有理论的环境法学研究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而我国现在最缺乏的也就是理论。[3]
一、弱者保护是环境侵权的自身要求
弱者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的，离开这对范畴，弱者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而弱者与强者之间，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具有某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环境侵权受害人如果想获得弱者身份，换言之，要想将弱者保护理念植入环境侵权领域，就必须要求环境侵权本身具有这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
环境侵权作为新型的特殊侵权，与传统的一般侵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是否具有不平等性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一方面，加害人往往是在经济、技术和信息上都处于明显优势的大企业、大公司，而受害人大都是弱小的一般民众。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以环境为媒介发生的财产、人身或环境损害，具有缓慢性、潜伏性和连续性、损害原因的查究往往需要相当科技知识背景的支撑。以上状况的存在造成环境民事纠纷中存在明显的当事人特性上的不对等、法院活动上的不对等、程序上之利益与实体上利益不对等、败诉危险分派上的不对等等诸多对受害人不利的问题或情形。[4]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不仅表现在行为主体地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环境侵权的价值性、侵权行为的继续性和后发行、侵权行为的地域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上。
首先，行为主体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传统侵权行为人一般在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多具有特殊经济地位和实力的工商企业，而受害人多为认知能力、防御能力和诉讼能力均较弱的分散的普通公众，二者地位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5]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而环境侵权属于民法范畴，而民法又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因此法律必须对丧失平等性的受害人予以弱者保护，对丧失的平等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填补。
（二）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
在传统侵权法律关系中，加害人与受害人是特定的，而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不特定性。着这种不特定性包括三个情形：最常见的是受害人的不特定，其次是加害人的不特定，最后还可能存在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不特定，甚至出现局部混同的想象。同时这种不特定性不仅体现在代际内，还出现在代际间。当事人的不特定性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主张权利更加困难，首当其冲的就体现在起诉资格的限制，各国侵权法都要求原告证明自己与要求法院审理的事项有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的证明就使得受害人望而却步，再加上环境侵权本身的复杂性、继续性和后发行等特点，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在程序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也环境法律难以贯彻，环境侵权事故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这种不特定性就要求我们在环境侵权领域运用弱者保护理念进行制度的创新。如美国就确立了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虽在起诉资格方面仍比较苛刻，但目前有缓和的迹象。[6]
（三）环境侵权的价值性
传统的侵权行为基本都是单纯的致人损害行为，不仅对受害人造成损害，而且往往危害社会安全，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因而在价值判断上，传统的侵权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由于环境侵害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诸如排放烟尘、倾倒废物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活动中的衍生行为，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带来相当程度的利益性。因此，在价值判断上，其属于社会生活常规、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行为，甚至是国家鼓励的活动。”[7]环境侵权在很多概况下本身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加害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和过错，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却因此受到损害，依传统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无过错的归责原则的引入，是弱者保护理念在环境侵权领域的最大体现，是人们在法制进程中自觉与不自觉的运用。
（四）侵权行为的继续性
所谓环境侵权的继续性，是指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损害后果。传统的侵权行为一旦加害人停止实施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即告停止。而环境侵权的后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的积累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作用后才逐渐显示出其危害性，并且其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不会因侵权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环境持续作用一定时间。也就是说，其危害后果的潜伏期相当长。[8]环境侵权的这种特性对于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这种不利不仅表现在环境侵权主体的认定上，还表现在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因此赋予受害人以弱者身份，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此的制度安排也有更充分的基础支撑。
（五）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
环境侵权中有大量的环境标准，如环境质量标准、环境排污标准、环境基础标准和环境方法标准。各种环境标准在环境侵权领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制定其它环境侵权规范的基础，也是环境侵权司法的基础。这就使得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这对于社会知识水平一般的民众，是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些高技术性的证明活动。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同样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同样需要我们的法律予以特殊保护。
二、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的人权基础
一切法律都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环境法也是这样。因而环境法并不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环境法产生的基础，也是环境法的直接目的。环境法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人权，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从价值的序列说，人权位于所有权利的最高位阶，失去人权，人也就不再为人。[9]一般来讲，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和第三代人权。其中第一代人权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所倡导的公民政治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这类权利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公民不受政府的侵扰。这是基于第一代人权的产生背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并不断强大，他们不甘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于是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观，而作为社会最低层的平民，他们饱受封建专制的强权统治，他们渴望政治上的保障，以对抗强大的政府。而第一代人权的提出，正好最低限度的满足了在政治上处于弱者的平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代人权的产生是对强者的限制，对弱者的特殊保护。第二代人权乃至第三代人权同样反映这一主题，即人权出于对弱者的特殊保护。人权理论通过赋予公民等弱者基本人权的形式来抵御政府等强者的侵扰，通过对弱者给予特殊保护的形式来孜孜以求法律之公平正义。人权的提出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是法律巨大进步，是弱者运用人类文明成果即法律捍卫自身基本权益的体现，是人类不同于弱肉强食的动物界的本质区别。从上述意义上说，人权的本质在于对若者的特殊保护。
环境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环境权益的行为，侵害对象是环境权。[9]那么环境权是否是人权，也就是环境权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但有一可以肯定的是，环境权最初就是作为人权的形式被提出来的。[10]而且是作为第三代人权被提出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早遭受环境危机带来的灾难，因此环境保护运动也最早在西方国家兴起，环境权理论也发源于此，他是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1960年，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声称向北海倾倒放射形废弃物的做法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自此引发了环境权是否是人权的大讨论。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明确提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使环境权作为人权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也将人权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人类有权生活在“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这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重声了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所确立的原则：“人类有权享有与自然和谐的、健康和富足的生活”就这样，环境权作为第三代人权中不可或却新型人权登上历史的舞台。
三、环境侵权弱者保护的本质是实质公平
公平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宗旨和目的要素。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私法领域，奉行“人生而平等”的法律格言。考察晚近的私法发展，不难发现在强调抽象人格、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流下，还涌动着一股要求突破人格局限，倡导弱者保护的潮流，并且这种趋势日益增强，势不可挡，现在已经迅速渗透到各国私法立法中，体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和公平。根据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划分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标准，我们可以将公平区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不同，它是指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社会性的公平或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的公平观，强调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
传统的侵权行为一般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虽属于侵权行为，在其特征上却更多表现为实质的不平等、不公平。这不仅是对传统侵权的公平价值的冲击，更是对公平价值理念的发展和充实。正如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则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来建立公平体系，在承认市场主体资源禀赋差异的前提下，给每个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11]法律从关注形式平等、机会平等到关注结果平等、实质平等，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关注弱者，保护弱者，通过赋予环境侵权弱者以“相对特权”，来追求法律之实质公平，这无疑是法律的进步，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以抽象人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身份区别保护为一般原则，弱者身份的提出，是这种一般原则的例外。这种例外的产生并在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保护弱者是人类高度文明在法律上的显像，是法律规范人性化的反映。将弱者保护理念深入贯穿与环境侵权的始终，这是实质公平在本质要求，这对于我们加强环境侵权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具有基础性作用。
四、结语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犯罪，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的犯罪行为。自首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嫌疑人的悔罪，它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及归案后的坦白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表明自首犯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由自首的本质及所反映的危险性的特征出发，我国刑法根据惩办与宽大相接合的原则设置了自首制度，并确定了自首从宽的原则。我国刑法设置自首制度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罚裁量制度，表明我国刑法在报应的基础上追求刑罚效果，即通过自首从宽原则实施感化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改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获得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预防犯罪的效果。
二、自首的种类即构成条件
根据刑法典第67条的规定，自首分一般自首和余罪自首两种。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余罪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根据刑法典第67条第1款的规定，成立一般自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自动投案 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接受审判的行为。这种行为有三个方面的限制性：
第一，自首时间上的限定性。投案行为必须发生在犯罪人尚未归案前。这是犯罪人自动供述自已罪行还是坦白罪行的重要标志之一，投案行为通常实行于犯罪分子犯罪之后犯罪行为尚未被发现之前，或者犯罪事实虽然已被司法机关发觉，但犯罪人尚未被发觉以前或者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均已被发觉。而司法机关尚未对犯罪分子进行询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其中犯罪分子正在自首途中或在积极准备自首抓获或犯罪人已知道司法机关人员在其家守候而主动回到家中或因形迹可疑被盘问，而主动交待自己罪行的，应视为自首。
第二，犯罪人主观意志上的主动性。犯罪分子必须是基于本人的主观意愿而自动归案，这是认定自动投案是否成立的关健条件。而要认定是否自动投案要把握犯罪分子投案动机的多样性：有的出于真诚悔罪，有的慑于法律的威严，有的为了争取宽大，有的潜逃在外生活无着落，等等。但不同的动机并不影响归案的自动性。同时还要看是否处于迫不得已而违背意愿。犯罪分子被围追堵截，无处藏身、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向有关人员和组织交待自已的罪行，由于是被迫的，只能视为坦白，不能以自首论。如李某杀人逃跑，被公安机关包围在一个小树林，李某自知法藏身，便说：“不要开枪，我自首”。这种情况李某是迫不得已的坦白。 实践中有的犯罪分子投案，其自动程度差异很大，但只要不违背犯罪分子的主观意愿，也应视为投案如： （1）托人代言。犯罪分子本人没有亲自向有关机关投案，而是别人代替他投案，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应亲自供述自已的罪行，可在特殊情况下：如病重、瘫痪、受重伤、抢救被害人、保护现场、救火等，因而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信电投案，查证委托属实的，应视为投案。这种投案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代替者是否受犯罪人委托，或是否征得犯罪人的同意。如果只是怕亲友被重判，背着犯罪人，或不顾犯罪人的反对，只能是检举告发，不能认为投案。 （2）陪送投案。有的犯罪人在犯罪之后，想去投案又顾虑重重，父母亲友担心其逃匿他乡或自杀而陪送其投案；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心虽然不坚定，但投案仍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虽有人陪送，但人身没有受到强制，仍应看作是出自犯罪人的自愿和主动，以投案论。 （3）怕而投案。犯罪人犯罪以后，有的怕被重判，怕别人告发，怕同案犯检举把罪责加给自己，有的受同案犯威逼，怕不去投案为同伙承担罪责，将招致杀生之祸而投案。这些情况，惧怕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其意志仍是自由的，投案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虽然他们存在着不同的压力，有被迫之感，但这与被四面围困，迫不得已有根本不同。从主观意志上看，其供述是自愿和主动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当然如果犯罪分子投案的目的是为包庇同伙，应当别论。
第三，自动投案的对象和具体性条件，犯罪分子必须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特定的犯罪。一般要求犯罪分子直接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投案。对于犯罪分子本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其他党政机关有关负责人投案的，只要投案人认为他们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自己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即可。尽管实际上没有报告，也应认为是投案。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罪分子投案后，只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能足以证明其悔罪服法，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成立的基本条件。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不要求犯罪人全部彻底的交待犯罪所有情节，而是要如实交待主要犯罪事实，也就是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实和情节。把握这一条件，应注意三个方面： 1、投案人所交待的必须是犯罪事实，投案人因法律认识错误而交待违法或违反道德规范行为的事实不构成自首；反之，投案人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因认识错误当成合法行为应构成自首，如将过失伤人当成正当防卫。 2、投案人交待的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即自己实施并由本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投案人交待的犯罪，即可以是一罪，也可以是数罪；即可以是单独实施的也可以是共同实施的。共同犯罪中，由于犯罪人所起的作用不同，要求供述的内容也不同，根据刑法规定，各种共同犯罪人自首时所要供述的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具体分工相适应。 （1）主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主犯分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其中首要分子必须供述的罪行包括其组织、策划、指挥作用所及或支配下的全部罪行；其他主犯必须供述在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支配下单独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以及与其他共同犯罪人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因为这些犯罪活动是由其策划、组织、指挥的，即使他自己没有亲自实施，那也是分工不同。 （2）从犯应供述的罪行范围。从犯分为次要的实行犯和帮助犯。次要实行犯应供述的罪行，包括犯罪分子自己实施的犯罪，以及与自己共同实施所犯罪的主犯和胁从犯的犯罪行为；帮助犯应供述的罪行，包括自己实施的帮助行为，及所帮助的实行犯的行为。 （3）胁从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包括自己在被胁迫情况下实施的犯罪，及所知道的胁迫自己犯罪的胁迫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4）教唆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包括自己教唆行为，及所了解的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意图后实施的犯罪行为。
总之在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供述自己所知道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自首。 3、投案人必须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即犯罪分子应按实际情况彻底交待所实施的全部罪行。如果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犯罪人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或基本犯罪事实，也应视为如实供述。如果犯罪人在交待中避重就轻、虚构减轻罪责的情节或利用自首推卸罪责，包庇掩护同伙那就是交待失真，假自首。 一人犯数罪，其中有重罪也有轻罪，犯罪人只供述其中一罪或数罪，正确认定数罪的自首，关键在于判断犯罪人是否如实供述了所犯数罪。若所犯数罪为异种数罪，其供述的犯罪成立自首，其未供述的犯罪不成立自首；若所犯数罪为同种数罪，则应根据犯罪人所供述犯罪的程度，决定自首成立范围。其中犯罪人所供述的犯罪与未供述的犯罪在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大致相当的，只认定所供述之罪成立自首，自首的效力同样仅及于如实供述之罪，犯罪人确实由于主客观原因，只供述所犯数罪中主要或基本罪行，应认定为全案成立自首 （三）自愿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 刑法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交待自己罪行的，是自首。”从形式上看，接受审查和裁判似乎不是成立要件，但从自首制度设立的目的来看，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对自己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必须自愿承担法律后果，就是犯罪人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接受审查和裁判，这是自首的重要特性，是检验犯罪人真假自首的重要条件。 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后，必须听候、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能逃避，才能最终成立自首。犯罪人犯罪后将自己人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下，是其悔罪的具体表现，也是国家对其从宽处理的重要根据。犯罪人归案后，无论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逃避司法机关的现实控制，都是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不能成立自首。自愿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犯罪人自动投案并供述后又隐藏、脱逃的；或翻供，意图逃避制裁；或委托他人代为自首而本人拒不到案的；等等都属于拒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2、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后，为自己进行辩护，或者提出上诉，或者更正某些事实，这都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允许，不能视为拒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 3、实践中，有的犯罪人匿名将赃物送回司法机关或者原主处，或者用其他方式指出赃物所在。此类行为并没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这下，没有接家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诚意，因而不能成立自首。 4、投案自首后被取保候审期间又犯新罪的，如果其所犯新罪与前罪属不同种罪，前罪由于齐备了自首条件而成立，但在量刑时应依法不予从轻处罚；如所犯新罪与前罪属同种罪，则属连续犯，自然不能视为自首。 根据刑法典第67条第2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以自首论”。从而确定了余罪自首制度。余罪自首是自首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自首与余罪自首区别在于自首的时间、场合和是否自动投案，也即犯罪人是否自觉地投入刑事诉讼活动中，自动投案是以犯罪分子具有人身自由为前提的，而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其人身自由已受到司法机关的控制，便无从谈起自动投案的问题，但就自首的本质的特征来看，即就犯罪人自愿悔罪，愿意承担法律后果，犯罪人向司法机关供述尚未被掌握的其他犯罪行为，对于后罪来讲，在一定意义也是自动投案。 成立余罪自首，除应符合成立一般自首的相应条件外，还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成立余罪自首的主体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罪犯。 2、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是成立余罪自首的关键性条件。
三、自首犯的刑事处罚原则 我国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68条第2款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国刑法的这个规定是比较科学的，其一，贯彻了罪刑相适的原则。对犯罪的处罚，最基本的是看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现，如认罪态度、悔罪程度等，不能因自首而不分罪行轻重一律减免，否则就有损法律的严肃性。我国刑法对犯罪以后自首的不但作了可以从轻或减轻和免除的规定，而且还区分罪行较轻和罪行较重予以不同的处罚。其二，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犯罪人的情况各异，所犯罪行不同，自首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悔罪程度差异很大，自首后绝对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就不能适应这些复杂情况，对犯罪分子就很难起到惩罚和教育的作用，因此我国刑法采取相对从轻、免除原则，对自首的犯罪分子不是必须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符合自首的复杂情况，有利充分发挥自首制度打击犯罪教育犯罪人、感召犯罪分子走自首之路，悔过自新的作用。 （一）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处理犯罪后自首的一般规定，是处罚总原则。首先，对于犯罪后自首的犯罪分子，无论罪行轻重都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为自首从宽政策可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打击犯罪活动，但是并都要一律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也可以不从轻或减轻处罚。其次对自首的犯罪分子是从轻还是减轻要综合案件的各方面，全面考虑。在下列情况下，对自首的犯罪分子一般应考虑从轻或减轻处罚：1、犯罪不是特别严重或情节不是特别恶劣，从全案分析不存在法定或酌定的加重情节；2、犯罪人主观恶性不深，比较容易改造；3、犯罪人自首比较主动、悔罪比较明显，交待罪行属实，反之，不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对于犯罪较轻的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免除处罚 所谓犯罪较轻，就是暂且不考虑犯罪人的情况和他犯罪以后认罪态度、是否自首等情况，只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及其对会的危害程度，应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犯罪较轻的“可以”而不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能否免除处罚，除了看自首的犯罪分子所自首的犯罪是否较轻外，还要看自首的犯罪分子是否悔罪。犯罪人自首后，要免除处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所自首的犯罪必须具备较轻的客观条件；二是自首的犯罪分子必须具备悔罪的主观条件。如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可以减轻处罚。
（三）对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自首又立功的，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应当”表明只能无条件的遵照执行，没有灵活性，审判机关必须对他减轻或免除处罚。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论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
余志来
摘要：环境侵权具有与以往传统侵权截然不同特性，集中反映了环境侵权当事人之间的不对等性，并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具备了弱者身份。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不仅是环境侵权自身要求，同时具有深厚的人权基础和实质公平 的本质。弱者保护理念的引入和运用，对于环境侵权理论的构建和制度的创新将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人权；实质公平
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环境问题”也骤然成为全球性课题。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然而，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是注释法学或者说伪注释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对环境法的发展是百弊无一利的，使得环境法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低水平 重复研究状态。[1]环境法学研究需要理论，我国的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却存在着相对滞后的情况。现实对环境法的迫切要求与理论研究落后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并最终制约环境问题的解决，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加强环境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摆在法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2]
相对于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于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技术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本质特性，使得无论立法界还是学界对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分担、起诉资格等方面都无一例外的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举动。进一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现代新型侵权行为所共有的现象。这不仅是法律之公平正义价值的再现，也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在笔者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是弱者保护理念在侵权领域的反映和运用，是通过赋予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以弱者地位，通过立法给予受害人特殊保护，补救其弱者地位，维持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弱者保护理念贯穿于环境侵权的全过程，对环境侵权制度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环境侵权的立法、司法等具有指导意义。将弱者保护理论切实运用到我国环境侵权领域，是对我国环境侵权法学研究的理论贡献。环境侵权中的弱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未直接涉及。诚于有学者所言，环境法学需要理论，没有理论的环境法学研究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而我国现在最缺乏的也就是理论。[3]
一、弱者保护是环境侵权的自身要求
弱者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的，离开这对范畴，弱者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而弱者与强者之间，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具有某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环境侵权受害人如果想获得弱者身份，换言之，要想将弱者保护理念植入环境侵权领域，就必须要求环境侵权本身具有这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
环境侵权作为新型的特殊侵权，与传统的一般侵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是否具有不平等性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一方面，加害人往往是在经济、技术和信息上都处于明显优势的大企业、大公司，而受害人大都是弱小的一般民众。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以环境为媒介发生的财产、人身或环境损害，具有缓慢性、潜伏性和连续性、损害原因的查究往往需要相当科技知识背景的支撑。以上状况的存在造成环境民事纠纷中存在明显的当事人特性上的不对等、法院活动上的不对等、程序上之利益与实体上利益不对等、败诉危险分派上的不对等等诸多对受害人不利的问题或情形。[4]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不仅表现在行为主体地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环境侵权的价值性、侵权行为的继续性和后发行、侵权行为的地域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上。
首先，行为主体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传统侵权行为人一般在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多具有特殊经济地位和实力的工商企业，而受害人多为认知能力、防御能力和诉讼能力均较弱的分散的普通公众，二者地位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5]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而环境侵权属于民法范畴，而民法又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因此法律必须对丧失平等性的受害人予以弱者保护，对丧失的平等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填补。
（二）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
在传统侵权法律关系中，加害人与受害人是特定的，而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不特定性。着这种不特定性包括三个情形：最常见的是受害人的不特定，其次是加害人的不特定，最后还可能存在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不特定，甚至出现局部混同的想象。同时这种不特定性不仅体现在代际内，还出现在代际间。当事人的不特定性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主张权利更加困难，首当其冲的就体现在起诉资格的限制，各国侵权法都要求原告证明自己与要求法院审理的事项有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的证明就使得受害人望而却步，再加上环境侵权本身的复杂性、继续性和后发行等特点，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在程序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也环境法律难以贯彻，环境侵权事故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这种不特定性就要求我们在环境侵权领域运用弱者保护理念进行制度的创新。如美国就确立了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虽在起诉资格方面仍比较苛刻，但目前有缓和的迹象。[6]
（三）环境侵权的价值性
传统的侵权行为基本都是单纯的致人损害行为，不仅对受害人造成损害，而且往往危害社会安全，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因而在价值判断上，传统的侵权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由于环境侵害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诸如排放烟尘、倾倒废物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活动中的衍生行为，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带来相当程度的利益性。因此，在价值判断上，其属于社会生活常规、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行为，甚至是国家鼓励的活动。”[7]环境侵权在很多概况下本身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加害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和过错，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却因此受到损害，依传统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无过错的归责原则的引入，是弱者保护理念在环境侵权领域的最大体现，是人们在法制进程中自觉与不自觉的运用。
（四）侵权行为的继续性
所谓环境侵权的继续性，是指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损害后果。传统的侵权行为一旦加害人停止实施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即告停止。而环境侵权的后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的积累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作用后才逐渐显示出其危害性，并且其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不会因侵权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环境持续作用一定时间。也就是说，其危害后果的潜伏期相当长。[8]环境侵权的这种特性对于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这种不利不仅表现在环境侵权主体的认定上，还表现在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因此赋予受害人以弱者身份，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此的制度安排也有更充分的基础支撑。
（五）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
环境侵权中有大量的环境标准，如环境质量标准、环境排污标准、环境基础标准和环境方法标准。各种环境标准在环境侵权领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制定其它环境侵权规范的基础，也是环境侵权司法的基础。这就使得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这对于社会知识水平一般的民众，是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些高技术性的证明活动。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同样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同样需要我们的法律予以特殊保护。
二、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的人权基础
一切法律都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环境法也是这样。因而环境法并不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环境法产生的基础，也是环境法的直接目的。环境法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人权，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从价值的序列说，人权位于所有权利的最高位阶，失去人权，人也就不再为人。[9]一般来讲，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和第三代人权。其中第一代人权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所倡导的公民政治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这类权利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公民不受政府的侵扰。这是基于第一代人权的产生背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并不断强大，他们不甘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于是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观，而作为社会最低层的平民，他们饱受封建专制的强权统治，他们渴望政治上的保障，以对抗强大的政府。而第一代人权的提出，正好最低限度的满足了在政治上处于弱者的平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代人权的产生是对强者的限制，对弱者的特殊保护。第二代人权乃至第三代人权同样反映这一主题，即人权出于对弱者的特殊保护。人权理论通过赋予公民等弱者基本人权的形式来抵御政府等强者的侵扰，通过对弱者给予特殊保护的形式来孜孜以求法律之公平正义。人权的提出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是法律巨大进步，是弱者运用人类文明成果即法律捍卫自身基本权益的体现，是人类不同于弱肉强食的动物界的本质区别。从上述意义上说，人权的本质在于对若者的特殊保护。
环境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环境权益的行为，侵害对象是环境权。[9]那么环境权是否是人权，也就是环境权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但有一可以肯定的是，环境权最初就是作为人权的形式被提出来的。[10]而且是作为第三代人权被提出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早遭受环境危机带来的灾难，因此环境保护运动也最早在西方国家兴起，环境权理论也发源于此，他是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1960年，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声称向北海倾倒放射形废弃物的做法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自此引发了环境权是否是人权的大讨论。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明确提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使环境权作为人权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也将人权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人类有权生活在“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这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重声了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所确立的原则：“人类有权享有与自然和谐的、健康和富足的生活”就这样，环境权作为第三代人权中不可或却新型人权登上历史的舞台。
三、环境侵权弱者保护的本质是实质公平
公平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宗旨和目的要素。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私法领域，奉行“人生而平等”的法律格言。考察晚近的私法发展，不难发现在强调抽象人格、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流下，还涌动着一股要求突破人格局限，倡导弱者保护的潮流，并且这种趋势日益增强，势不可挡，现在已经迅速渗透到各国私法立法中，体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和公平。根据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划分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标准，我们可以将公平区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不同，它是指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社会性的公平或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的公平观，强调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
传统的侵权行为一般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虽属于侵权行为，在其特征上却更多表现为实质的不平等、不公平。这不仅是对传统侵权的公平价值的冲击，更是对公平价值理念的发展和充实。正如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则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来建立公平体系，在承认市场主体资源禀赋差异的前提下，给每个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11]法律从关注形式平等、机会平等到关注结果平等、实质平等，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关注弱者，保护弱者，通过赋予环境侵权弱者以“相对特权”，来追求法律之实质公平，这无疑是法律的进步，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以抽象人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身份区别保护为一般原则，弱者身份的提出，是这种一般原则的例外。这种例外的产生并在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保护弱者是人类高度文明在法律上的显像，是法律规范人性化的反映。将弱者保护理念深入贯穿与环境侵权的始终，这是实质公平在本质要求，这对于我们加强环境侵权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具有基础性作用。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