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春市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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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简单的借贷纠纷案件的无法执行，
看我国现行法律的诸多疏漏之处及相应对策
．夏宁 ．

1994年8月13日，某市信托公司新华代理处（下称新华代理处）与某市九洲公司签订了一份《人民币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九洲公司向新华代理处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由某市红山花公司对该合同提供“不可撤销的信用担保”。借款到期后，经新华代理处多次催索，九洲公司陆续还款101万元，余款久催未果。
1998年2月28日，信托公司全权委托笔者处理此笔借款纠纷。经调查，新华代理处系信托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但未办理营业执照。 1998年3月5日，笔者以信托公司为原告，以九洲公司和红山花公司为被告，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当日予以立案。案情似乎很简单，九洲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红山花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已毫无疑义。
为保证日后的判决能顺利执行，起诉后不久，笔者决定向法院申请对两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但在调查两被告的资信状况时，不禁让笔者大吃一惊：红山花公司因连续两年未参加年检，已于半年前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了营业执照，因而导致其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九洲公司虽对外宣称是中外合资企业，但实际上，其外方投资者——韩国大虎贸易公司所认缴的出资额根本就没有到位。为了筹措营运资本，该公司便四处借款，其中，其向信托公司所借的200万元贷款除一部分用于偿还旧债外，其余部分均转至昆明，并与昆明的另一家公司又共同开办了一家“环球公司”，其中九洲公司占有环球公司90%的股权，而留在原注册地的所谓九洲公司则成为一个空壳公司，其一无住所、二无资金、三无工作人员，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由于两被告根本就没有什么财产，致使法院无法采取保全措施。老实说，跟这样两个被告打官司已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经过再三思考，笔者决定变更并追加被告参加本案的诉讼。调查的资料表明，红山花公司系由某电扇厂投资开办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的50万元注册资金，电扇厂尚未完全到位；红山花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了营业执照后，电扇厂亦未成立清算组织对该公司进行清算。
九洲公司在名义上系韩国大虎贸易公司与某振华公司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本来，九洲公司因其外方的出资未到位，已是底气不足，摇摇欲坠，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为将其装扮得更显“实力”，其又于1996年4月将九洲公司的中方股东——振华公司变更为某汽车出租公司，并将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一下子“增加”为1000万元。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为汽车出租公司的“出资”出具了一份虚假的验资报告，在此后的年检中，该会计师事务所又为九洲公司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
鉴于以上案情，笔者决定将本案的被告红山花公司变更为电扇厂，同时将汽车出租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追加为本案的被告。
1998年6月17日，本案正式开庭。九洲公司和电扇厂均委托了代理人到庭应诉；会计师事务所未到庭；汽车出租公司则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由该市某区人民法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后即中途退庭。判决显示，汽车出租公司曾于1998年3月向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也是九洲公司和该会计师事务所。该院判决：一、九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撤销投资中方为汽车出租公司的增资注册登记手续；二、撤销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和审计报告。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当然均表示满意，未提出上诉。该判决于1998年6月1日送达，至本案开庭之日刚好生效。
1999年1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九洲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信托公司贷款本金175万元；扣除已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76万元，尚欠违约金60.6万元也须一并支付；电扇厂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兜了一个大圈子，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但令笔者感到欣慰的是，官司总算没有白打，好歹还拉进了个电扇厂来承担“连带责任”。
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电扇厂收到判决书后，随即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其认为：第一，红山花公司被工商机关吊销了营业执照后，法院以其没有组织清算为由而判令其承担红山花公司的债务，显然没有法律依据；第二，应当由信托公司承担电扇厂投资不到位的举证责任。九洲公司也提出了上诉，其认为：该公司分八次共计偿还贷款本金101万元，尚欠99万元，因此，本案只能以99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故一审判决以175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是错误的。
1999年4月，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电扇厂在实际出资与红山花注册资金的差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其余判决均予以维持。
1999年5月，笔者依法定程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至今未有进展。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诉讼，信托公司共花了几万元块钱的诉讼费，却仅拿回一份无用的判决书而已。兜了一个大圈子，终究还是回到了起点。
纵观本案“无效益诉讼”的全过程，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的诸多疏漏之处。

第一、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合营企业领取了营业执照后，合营一方拒不按合营合同的约定出资的，其是否应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
在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设立程序是有别于内资企业的。我国内资企业是严格按照先出资，后领照的程序设立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5条明文规定：“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应当提交资金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资金担保。”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内资企业只有先出资，然后才能领取营业执照，这种设立方式在理论上称之为“实缴资本制”；而中外合资企业则是先领取营业执照，然后才出资，这种设立方式在理论上称之为“授权资本制”。
1988年1月1日，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局经国务院批准后联合发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国函[1987]215号）第4条规定：“合营合同中规定一次缴清出资的，合营各方应当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六个月内缴清。合营合同中规定分期缴纳出资的，合营各方第一期出资，不得低于各自认缴出资额的15%，并且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缴清。”
但在实践中，一些中外合资企业往往在领取了营业执照后即开始经营；合营各方未缴清出资的，其既不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和缴销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未吊销其营业执照。如本案中的九洲公司即为典型的一例。
对于内资企业，如果企业的开办者出资不到位的，在该企业被撤销或歇业后，若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则其开办者应当在注册资金与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的差额范围内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关于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30日发布的《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歇业后其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第4号）已有明确规定。
但是，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合营企业领取了营业执照后，合营一方拒不按合营合同的约定出资的，其是否也应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呢？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合营一方未按合营合同的约定如期缴付或者缴清其出资的，即构成违约。守约方应当催告违约方在一个月内缴付或者缴清其出资。逾期仍未缴付或者缴清的，视同违约方放弃在合营合同中的一切权利，自动退出合营企业。守约方应当在逾期后一个月内，向原审批机关申请批准解散合营企业或者申请批准另找合营者承担违约方在合营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守约方可以依法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未缴付或者缴清其出资造成的经济损失。”
根据上述规定，合营一方所认缴的出资“逾期仍未缴付或者缴清的，视同违约方放弃在合营合同中的一切权利，自动退出合营企业”，除“守约方可以依法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未缴付或者缴清其出资造成的经济损失”外，第三人是不能要求拒不出资或出资不到位的所谓“企业开办者”承担民事责任的。
笔者认为，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是有悖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的，虽说“授权资本制”对吸引外资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极易被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具有某些优惠，一些企业便千方百计要找一个外商充当“股东”，以使自己披上“中外合资”的外衣；再加上外商投资企业“先办照，后出资”所特有的弊端，以及当前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外商投资企业有限的监督现状，因而导致许多假的“中外合资”企业的产生。
在此，须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7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已确立了“实缴资本制”的公司设立原则。该法第27条明文规定：“股东的全部出资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的规定，中外合资企业的形式必须为有限责任公司，据此，笔者认为，自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施行后，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也必须依照《公司法》关于实缴资本的原则进行。为统一我国的企业登记制度和相关的民事责任制度，笔者建议，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的效力问题，亟待国务院明确予以废止。

第二、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比例问题。
本案中，九洲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作股本向外投资，与昆明一家公司共同开办了“环球公司”，致使九洲公司完全成为一个空壳公司，是直接导致本案判决后无法执行的主要原因。
我国《公司法》第12条虽然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公司投资，但同时对其投资比例作了限制性的规定：“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额的50%。”
九洲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作股本向外投资，显然违反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但是，到底由谁来具体监管公司的对外投资比例，以及违反该条款的法律责任和补救措施等问题，《公司法》均没有提及。因此，《公司法》第12条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比例问题所作的限制性的规定实际上已成为一纸空文。
时下，与九洲公司情况类似的企业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其基本“表现形式”便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其以“甲牌子”的名义对外营业，而实际受益的却是“乙牌子”。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企业法人制度，对于“甲牌子”对外所欠的债务，我们只能向“甲牌子”主张权利，而对其幕后操纵的“乙牌子”却无可奈何。一场官司下来，我们往往只能拿到一份象征性的判决书而已。许多狡猾的企业便利用这种方式逃废债务。
针对上述现状，笔者建议，在制订《公司法》的实施细则时，一定要对公司的对外投资比例问题，在监督主体、法律责任以及补救措施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的规定。

第三、关于股东无偿债能力时，能否直接执行其所控股的公司财产的问题。
就本案而言，九洲公司所欠信托公司的债务，能否直接强制执行环球公司的财产来偿还？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公司法》所确立的 “企业法人人格”原理，股东与公司分别为不同的法律人格，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对其债务自行独立承担责任；股东的债务不能由公司承担，公司的债务也不能由股东来承担。当股东也为一个企业法人而无偿债能力时，是不能直接执行其所控股的公司的财产的。
那么，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法院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7月8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4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公司法》第35条、第36条的规定，征得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予以拍卖、变卖或以其他方式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不同意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不影响执行。人民法院也可允许并监督被执行人自行转让其投资权益或股权，将转让所得收益用于清偿对申请执行人的债务。”
根据上述规定，当股东无偿债能力时，可以强制执行其对控股公司所拥有的投资权益或股权。
但在司法实践中，因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色彩，股东与公司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强的人身信任关系，甚至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如本案中，自从九洲公司在昆明设立了环球公司后，其所有工作人员均抽调到环球公司任职，九洲公司实际上已歇业，若不是其法定代表人陈某委托了一名律师应诉，则本案连有关诉讼文书都无法送达。在这种情况下，强制转让负债股东的股权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一方面，合适的受让方很难找到；另一方面，债权人往往并不愿意成为其控股公司的股东；此外，股权的评估作价也是大问题。再说，即使强制转让了负债股东的股权，公司的经营则可能会为此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还会导致公司因股东的强制变更而一蹶不振，即使实现了债权人的债权，但对整个社会而言，也是很不经济的。
为解决上述矛盾，笔者常常考虑，当欠债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况下，如利用公司形式规避法律义务，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利用公司形式规避契约义务，损害债权人或其他第三人的利益时，能否可以例外地将股东与公司视为一体，互负连带责任？事实上，这一思路已被许多英美法系和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理论上称之为“法人人格否认原理”。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已在某些场合承认了这种制度，如本文前面曾提到过的，当公司注册资金不实时，股东应在其出资不到位的限度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实际上否认了公司的法人人格。但在案件的执行阶段，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至今尚未突破“企业法人人格”理论，而大胆采用“法人人格否认”理论。
针对当前法院执行难的现状，笔者认为，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强制执行法》，并且规定，当涉及公司与其所控股的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其他关联公司的有关债务纠纷时，若债务人存在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况，可以酌情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原理，当被告公司无力偿还债务时，法院可直接强制执行其控股公司、子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的财产。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调节了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之间的矛盾，而且解决了强制执行股权的实际困难，又不至于因强制变更股东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以达到整体上的好效果。从判决的“既判力”角度来考虑，本来，判决在原则上对非诉讼当事人是没有约束力的，但为使原告的诉讼不至于失去意义，以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发生既判力扩张现象，而可以将判决的效力扩张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第四、关于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所谓“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于有某些严重违法行为的企业法人所作出的剥夺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一种行政处罚。本案中，红山花公司因其未按照规定报送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而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了营业执照。
依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机关对违法企业所实施行政处罚的一种最高形式，并且只要处罚决定书一经送达，便产生法律效力，该企业法人即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种规定有点类似于法院对触犯刑法的自然人判处死刑。但与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所不同的是，自然人在死刑判决生效前，其仍是一个享有权利的公民，若其不服死刑判决，还可以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
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刚刚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均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但其同时又都规定，在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对于那些警告、罚款、没收非法财物等行政处罚，固然具有其合理性，但对于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而言，则具有其明显的缺陷——很显然，企业连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都不存在了，何以行使复议权和诉讼权？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却被法院以“主体不合格”为由而驳回诉讼请求的判例。
欠缺有效监管 金融混业要慎行
王晓君*

内容提要：中国加入WTO后，加速了国内金融体系国际化发展要求，金融混业是指银行、证券公司或保险公司在各自经营范围之外，彼此交叉经营对方的金融业务。对于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分业经营体制的中国金融领域急需注入混业经营的新动力，以迎接金融市场国际化带来的竞争急流。而基于中国现有的特殊背景，银监会的成立，仍不能有效的构建整个金融监管体系，防范金融风险。发展中国金融混业仍是一个谨慎探索实行的过程。
关键词： 分业经营 混业经营 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

一、中国金融混业的背景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于2001年11月13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g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 ），WTO的统一规制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入世”，就是金融法律的“入世”。 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性要求，加入WTO后，我国的银行市场开放将是全方位的。[1]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银行机构不断进入，不仅会改变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还会使现有的金融运行规则发生变化。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都要求作为WTO新成员国的中国在各方面作出相应的改革创新，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环境。2003年12月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管法》（以下简称《银监法》）的出台，以及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无疑都是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改革创新。新修改的商业银行法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增加了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的内容，同时对有关条文作出修改，以适应当前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将原来的“第四十三条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修改为“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2]这为在中国金融领域开展混业经营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金融混业是指银行、证券公司或保险公司在各自经营范围之外，彼此交叉经营对方的金融业务，很多金融业者争取的正是这种混业的权利。[3]这种经营模式起源于德国又称德国式银行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形成后很快被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效仿。美国修改了原来遵循英国那种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模式所制定的国民银行条例，改为允许商业银行成立附属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由于美国商业银行数量多（20世纪30年代有3万多家），大银行实力强，反而成了美国金融市场中承销金融证券的主要力量。1929年10月美国股市爆跌，引发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罗斯福总统上台后，下令全国银行进行清理，银行业停业三天，结果有9千多家银行消失。 美国银行业的这种惨剧使一些人认为是银行参与证券业务惹的祸。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禁止银行从事证券承销和买卖，但政府证券除外，禁止银行和主要从事证券活动的公司之间的联营。[4]由此开始实行美国银证分业经营的制度。日本则在1996年酝酿金融改革方案，并于1998年正式推出名为“大爆炸”（BIG BANG）金融改革计划。放宽对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接着美国于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银行业进行混业经营扫清了法律障碍。[5]一般而言一国金融业对于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的选择意味着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抉择。因为分业经营更注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相比之下混业经营更注重效率。特别是在封闭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更有利于保障金融领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传递。[6]诚然，金融混业经营可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可以更方便地为客户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是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但是，混业经营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否则便会造成金融、经济的混乱。
我国自1993年以来，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商业银行主要从事信贷业务和其他服务性中间业务，银行提供的金融商品少，盈利渠道单一，不允许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直接投资，金融资本的规模扩张被制约，也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外资银行大多实行混业经营，业务经营多元化和综合化，往往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保险于一身，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全面、优质的商业银行服务，以满足客户多层次、多样化的业务需求，扩大市场占有率，在业务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为了加强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混业经营将是未来走向，但是当前我国金融业形势尚不利于实行混业经营，由分业经营平稳走向混业经营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实行金融混业的障碍因素

（一）金融领域自身存在诸多问题
1、西方商业银行在按照现在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其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健全了先进的业务运行模式，这突出体现在精良的内部组织设计、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独立的审计制度、以及复杂的外部监管制度。[7]我国现有金融制度不完善，实行混业经营可能引发较大风险。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体系，不能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监控。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不健全，在资金运用上存在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远没达到安全底线，其以国家信用为存在的基础，信贷资金在股票市场上的亏损最终由国家承担大部分，这样，银行只追求盈利最大化而忽视证券市场的巨大风险，使信贷资金的风险加大。
2、上市公司制度不完善，使证券市场和混业经营内生巨大风险。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不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国有股东本身产权主体不清，没有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权责形式化，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领导合谋现象，分散的大众股东及其资源被少数人控制并滥用，用手投票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同时流通股比例较小，大量法人股、国家股未能上市流通，通过证券市场兼并收购上市公司的机制也有限，不能形成对经营者的改进压力。多数情况下，经营者会随意侵吞国有资产，同时对外发布虚盈实亏信息，与证券公司合谋操纵股价，直至企业不能维持。
3、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加强了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稳定。但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较低，各监管机构之间不能相互配合，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混业经营的挑战和趋势都使金融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
4、欠缺系统的存款保险制度。我国从1993年至今实行的是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在整个经济背景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如果在金融领域盲目的采取金融混业。必然不可避免产生更大的金融危机。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银行大倒闭现象无疑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二） 监管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协调
建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长期身兼数任，既承担央行职能——代理财政金库、发行货币、制定实行货币政策并维护金融稳定，又承担银行监管职责，此外还一度充当商业银行的角色。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人民银行得以从商业银行角色脱身；1995年《人行法》颁布，人民银行才真正在法律上具备中央银行的地位。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自2003年4月28日起正式履行职责。从此，对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监管和处罚等事项，由中国人民银行划归银监会管理，人民银行则专事三项工作：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清算服务。从这一刻起，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作为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将并驾齐驱，而中国人民银行多年来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一身的“大一统”时代也宣告结束。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案，金融工委的职能也转到银监会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的问题，首先，银监会既要按照一般规则监管各类商业银行，又要承担国有商业银行出资人的职能，那么，如何在监管中公平地对待自己的亲儿子（国有商业银行）和干儿子（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等）以及别人的儿子（外资银行）就会成为新的问题。其次，从监管者的角度讲，银监会应只负责商业银行经营者的资格标准的制定以及资格审查工作，如果过去金融工委的职能也放到银监会的话，那么银监会在对待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时，岂不成了自己制定标准、自己推荐人癣自己审查、自己任命了吗？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职能不是又一身挑了吗？[8]
有关金融专家认为，多个监管主体之间需要建立程序性协调机制，也就是将如何协调确定为一种制度。现在程序性制度是基于原来的定期磋商制度，具体到一个金融机构如果发生挤兑、发生金融风险，怎么及时地按照一步步的程序走，这方面还不明确。
银监会成立后，按照上述新的职能分工，则人民银行不仅应该是专事宏观调控的中央银行，而且也应该成为在三家金融类监管机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之上的“超级监管机构”。这是因为，为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不仅应对银监会及银行类金融机构实施宏观管理和监督，也应同时对证监会和证券类金融机构，以及保监会和保险类金融机构实施宏观管理和监督。但在此次《银监法》起草及《人行法》修改中，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清晰表述。
如此，则此次对三部银行法的起草和修改，仅为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划清职责，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依然只能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转圈，无法到达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而时至今日，证券类、保险类金融机构已发展成为上万亿元资产规模的产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关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对如此庞大的两个金融体系，人民银行不仅不能直接监管，且无任何市场调节措施，很难设想其如何完成制定和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之任务。
关于这一点，国际上已有一整套成熟经验可资借鉴。英国早于1844年通过《英格兰银行条例》，英格兰银行由此成为英国中央银行，它具备现代银行学对中央银行设定的三大职能：即中央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发行的银行。1986年、1987年和2000年，英国又在英格兰银行之外设立综合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此后，苏格兰银行只管货币政策，金融服务局则负责综合性监管。
与此同时，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局签订谅解备忘录，建立三方共同维护金融稳定的合作框架。三方代表还建立了协调机构－－常务委员会，每月定期开会，讨论与金融稳定有关的重大问题。采用这种在央行之外设立监管机构的国家，除了英国，还有日本、韩国、加拿大、丹麦、瑞典、挪威、澳大利亚、墨西哥、比利时和瑞士等国。[9]
美国从实施分业经营到放松金融管制经历了50年，到最终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将近20年。可见美国立法和决策当局对金融混业体制是极其谨慎的；不仅如此，新法规还以立法的形式要求财政部和美联储对一些尚无确切解决方案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定期向国会提交报告。这些问题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重新从事金融业务带来的风险问题，对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引发问题的防范，存款保险在防止和消除大型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作用等等。这一奇特的立法形式实际的反映了美国立法当局对混业经营体制可能带来风险的疑虑。[10]相比之下，此次我国起草《银监法》、修订《人行法》和《商行法》后，在维护整体金融稳定方面依然缺乏法律保障，金融监管也依然处于严格的分业监管格局。如此格局之下，三大类金融监管机构无法信息共享，央行在制定和执行宏观货币政策时势必广受掣肘。

三、关于发展金融混业的几点建议

第一，最基础的是建立比较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实现“依法治业”。应尽快清理现行金融法律、规章。尽快研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律体系内涵。重点是：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制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适应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联合、兼并及重组的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制定规范存款保险公司或基金的法律规定，确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及运作原则。为提高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应从扩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研究修改涉外金融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包括制定相应法律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从事跨行业投资、经营和购并等，为金融混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应建立综合性的监管体系，为混业监管积累经验。建议在目前初具规模的分业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当对混业经营实施联合监管，有鉴于此，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下设或单设由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参加的金融协调机构，已是当务之急。惟有彼此沟通，实现信息共享，才能确保央行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维护整体金融稳定。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除此之外，央行应当充当“超级监管”的角色，对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经历几十年历史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FDIC[11]是美国最主要的存款保险机构，为所有联邦注册的银行和大部分州注册的银行的存款人提供存款保险，一些外资银行在美分行的存款也被保险。由于竞争的压力以及各州不愿意给未投保银行签发特许权，使得几乎每家银行都有必要取得FDIC的会员资格。[12]从美国实践经验来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效维护了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的经验教训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目前我国进行金融混业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商业银行，如果商业银行由分业经营模式转向混业经营模式。银行的破产就无法避免。为了更有效的保障金融安全，维护中小储户的利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产权改革。可通过金融机构股份化和上市融资等方式，提高市场力量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比例。其中，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的产权改革将为国内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而根据国际经验，在分业经营体制转混业经营模式的金融混业最佳方式是采取金融控股公式的混业模式。按照现代银行制度对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以建立国控股份制商业银行，前提是明确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以经营市场化目标为核心，根据公司制改造的要求，从国有多元合资公司形式入手，完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要发挥银监会和银行内部监事会的作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继续撤并低效、重复设置的机构，裁减人员，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符合条件后，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其在国内外股票市场上市。
第五，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培养混业经营人才。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建立一个由外部监督和公司内部控制相结合的全方位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内部机制不健全、风险测量工作落后、资产损失率高、抗风险能力弱化”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亟需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我国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还未真正确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根本性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所需的法律体系以及市场调控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银行一般都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运作规范，具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些体制优势使得国外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四、结语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之所以没有做大做强，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放开经营，也即没有混业经营。但实际上，外国大型混业金融集团大多都是经过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严格分业之后，才在近年逐渐实现混业经营的。而我国商业银行的历史非常短，自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以来，迄今不过20年时间，股份制银行的历史更是只有短短10年。尽管股份制或单一制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日趋完善，风险管理能力也不断增强，但与国际标准相比，我国各商业银行无论在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还是风险管理能力上都远未达标，欠缺有效的金融监管以及系统的风险防范体系，尤其是空缺存款保险制度。此外，金融法制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法治环境上与国际接轨。在此种种情况下，银行类金融机构盲目混业显然弊大于利，金融混业应当慎重而行。
完稿时间：二○○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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