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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大


贵阳市城市燃气管理办法
　　（1994年9月28日贵阳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4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1994年12月13日公布施行 根据1997年9月29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批准清理地方性法规情况报告的决定》重新公布 根据2002年3月28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批准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清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议》修正　2002年4月8日公布　2002年4月20日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燃气（以下简称“燃气”）管理，保障燃气的安全使用与正常供应，维护燃气用户和经营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的生产、贮存、输配、销售、使用，燃气工程的设计、施工、管理，燃气器具的销售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燃气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燃气的管理工作。
经贸、公安、规划、工商、物价、环保、技术监督等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协同做好燃气管理工作。
第四条　燃气生产、经营单位，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安全生产，合法经营，保证质量，保障供气。
燃气用户应当安全用气，节约用气。
第五条　燃气的销售价格，管理、经营中的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报经物价、财政等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设施，及时报告燃气事故隐患的义务，对做出显著成绩的，燃气主管部门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市燃气主管部门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城市总体规划，制定本市燃气发展规划。
第八条　本市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应根据规划建设燃气设施。
第九条　燃气工程选址，必须符合国家和省有关燃气规划和消防安全要求，并征得市建设、经贸、公安、环保等部门的同意。
第十条　燃气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必须由具有燃气工程设计、施工资格的单位承担，严格执行国家、省和本市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并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
第十一条　燃气工程竣工，由市燃气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验收，并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燃气的通气作业，必须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进行。
第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必须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范要求，对建设工程与施工地界内燃气设施及其他设施，统筹安排，保障燃气设施的安全。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进行影响或可能危害燃气设施安全的施工作业，必须事先通知燃气经营单位，商定并采取保护措施后方可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燃气经营单位应派人到现场监护。
第十四条　燃气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在燃气设施安全隔离范围内设置明显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涂改、覆盖、移动和拆除燃气标志。
第十五条　严禁在燃气设施安全隔离范围内堆放物品，倾倒垃圾，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挖坑取土，栽种树木，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第十六条　燃气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制定设备运行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和维护燃气设施及器具。
第十七条　燃气贮罐站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危险物品贮备规定，建立严密的管理制度。
严禁燃气经营点违反规定超量存放燃气实瓶。
第十八条　燃气贮配站、输配压力管网在投入运行前，必须按规定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安全检验。
第十九条　燃气的贮罐、槽车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检验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第二十条　燃气钢瓶必须按国家规定进行检验，办理注册手续后方能使用。
第二十一条　长途运输燃气，必须使用符合要求的槽车。
严禁长途运输燃气实瓶，严禁直接在槽车上充装燃气钢瓶。
市内运输燃气实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本省、本市有关危险物品运输规定。
第二十二条　煤气用户使用的煤气器具，应由具有安装燃气器具资格的单位安装，并经煤气经营单位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改动已安装的煤气设施、器具。用户需添装、迁装、改装、拆除煤气设施及器具，应向煤气经营单位提出申请，由煤气经营单位组织实施。
液化石油气和混合燃气用户必须严格按规范使用和管理燃气设施及器具。
第二十三条　燃气经营单位的操作、安装、维修人员，必须进行安全技术培训，按规定取得岗位合格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十四条　燃气经营单位应向用户提供通俗易懂的安全使用手册，开展咨询服务，帮助用户掌握安全使用燃气的知识。

　　　　　　　　　　　　　　　　　　 第四章　　　经营管理

第二十五条　燃气自管单位，向市燃气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取得《贵阳市城市燃气自管许可证》后方可供气。
第二十六条　严禁伪造、涂改、转让《贵阳市城市燃气经营许可证》、《贵阳市城市燃气自管许可证》、《贵阳市城市燃气器具复验合格证》。
第二十七条　燃气经营单位必须与用户签订供气合同，并建立用户档案。
第二十八条　燃气经营单位需要调整气量或暂停供气，必须提前3日通知用户。

　　　　　　　　　　　　　　　　　　 第五章　　　事故处理

第二十九条　燃气设施及燃气的输配、贮存、灌装、运输、使用发生事故，应及时向当地燃气主管部门和经贸、公安部门报告。
用户使用燃气发生事故，应及时报告供气单位，供气单位应将用户发生事故的情况及时报告燃气主管部门和经贸、公安部门。
第三十条　燃气设施发生损坏、泄漏，燃气经营单位应立即派人抢修。
燃气设施或燃气器具发生损坏、泄漏引起爆炸、中毒或火灾的，燃气经营单位，燃气主管部门和经贸、公安、医疗卫生等部门，应立即派人到现场抢救、处理。
第三十一条　燃气经营单位在接到用户的燃气器具故障报修申请后，应在8小时内进行维修，危急时应立即派人抢修。
第三十二条　处理情况紧急的燃气事故时，对影响抢修、抢救的障碍物，可以采取应急措施，并同时通知有关部门，事后应及时恢复或按规定给予补偿，补办手续。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物价、财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市燃气主管部门责令停建或停止使用。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燃气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由市燃气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并可处以直接经济损失的1倍至3倍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市燃气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限期改正，并可根据危害程度处以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经贸、公安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燃气经营单位有权制止，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停止供气。
燃气用户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造成事故的，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市燃气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作业，并对燃气经营单位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燃气主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消其燃气经营资格；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燃气主管部门视情节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市燃气主管部门依法收缴其伪造证件，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 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造成损失的，由直接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其它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燃气主管部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燃气经营单位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造成事故，以及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阻碍有关人员依照本办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根据本办法作出的处罚决定，必须出具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非法所得和违法物品必须出具罚没收据。罚没收入上缴财政。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既不申请复议，又不起诉，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城市燃气”是指煤制气、液化石油气及其他混合燃气。
（二）“燃气设施”是指气源生产厂以外的压送站、配气站、贮配站、各种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包括凝水缸、阀室、阀门井、阴极保护站等）、通讯电缆、调压站、调压箱（柜）、液化石油气贮罐、槽车、调压器。
（三）“燃气器具”是指燃气灶具、热水器、采暖器等生活燃具和煤气表、燃气钢瓶、减压阀。
（四）“燃气工程”是指城市燃气气源、输配设施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五）“燃气自管单位”是指非营业性燃气供应单位。
第五十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的具体运用问题由市燃气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市原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姚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雷震文


关键词: 文艺批评 名誉权 权利冲突
内容提要: 文艺批评因其批评“个性”极容易招致名誉权的非难。在笔墨官司中，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二者的平等性，使我们无法从中得出孰轻孰重的一般性判断，而仅能从文艺批评公共性以及其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特殊属性出发，采取给予其更大宽容的基本立场。在此立场下，文艺批评的范围决定着言论自由优势的有无、强弱，可以从宏观上反向勾勒出名誉权的界限范围。而责任构成和抗辩事由最终决定责任的有无，因而其对名誉权界限的反映则是明确和具体的。


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一案（以下简称本案），让人们再次见识到了学术批评与名誉权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文艺批评所代表之言论自由，与人格权法上名誉权所维护之人格尊严，二者可谓伯仲难分，却又总是针尖麦芒相峙不下。近年来，随着传播手段的不断发展，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大有关系越处越僵的趋势。文艺家迭出不穷的笔墨官司一再敦促我们去认真检讨：表达自由、文艺评判的底线究竟在哪里，该如何划清正常的批评与侵害名誉权的界限。

一、基本立场：应给予文艺批评更大的宽容
1．权利冲突中的棘手问题
近年来，权利冲突问题在法学界引起了颇为激烈的讨论。学者们的笔墨大多集中于对权利冲突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化解权利冲突的探讨之上。在前一问题的争论中，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对峙无疑为冲突存在论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援。而就冲突的解决而言，二者的碰撞却给既有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主流观点认为，权利冲突的解决路径包括权利位阶原则、利益（价值）衡量原则以及个案衡平原则。笔者以为，对权利价值以及诉讼双方利益的考量已经内含于权利位阶或个案衡平之中，因而，权利冲突的解决应主要遵循权利位阶和个案衡平两个路径。而将二者适用于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时，却遭遇了理论与事实的困境。

（1）位阶原则的困窘

普遍认为，权利位阶是最为有效和简捷的权利冲突解决思路。两相冲突的权利在位阶上的高下之分，为二者的取舍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依据。但是，位阶原则的运用须以权利间位阶差异的存在为前提，而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在位阶上的平等性，却使二者难以享受到位阶原则的眷顾。

权利位阶实质上是权利效力位阶或价值位阶。[1]亦即，权利位阶高低可以从效力位阶和价值位阶两个方面加以判断。效力位阶是实证主义的，以权利所在的法律规范的位阶为归依，价值位阶则是主观的，在效力平等基础上从对主体重要性程度的方面对权利加以区分。从效力位阶上看，名誉权虽未能与言论自由一样获得宪法的明文支持，却仍可借由“人格尊严”的“庇护”，跻身于基本权利之列，二者在效力位阶上应该是平等的。就价值位阶而言，无论是“说话的自由”，还是“做人的尊严”，皆为现代社会和个人所不可或缺，都带有根本性的价值。正如我们不能说明吃饭和穿衣服哪一方面更为重要一样，也无法说明名誉权保护相较言论表述、新闻出版自由哪一方面更为重要。[2]

（2）个案衡平的弊端

在权利冲突的化解中，位阶原则主要致力于抽象性权利取舍规则的构建，然而，权利间的平等性往往导致我们无法一般性地在二者间得出高下立判的结论。因此，有时不得不需要就个案进行具体的价值衡量。[3]个案平衡讲求对权利冲突发生时的诸种利益因素进行充分的考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个案公正，确实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想选择。然而，个案衡平对于法的妥当性的维护往往是以牺牲其稳定性为前提的。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思想，首先不利于法律行为导向功能的发挥；而一方名誉受到贬损总是另一方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副产品。[4]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常态性要求法律为人们提供通行意义上的行为指导，以尽量减少纠纷的发生。个案衡平实在难以挑起如此重担。此外，逐案平衡过多地依赖于法官自由裁量，容易引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实践中，法院对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纠纷的裁判结果纷繁不一也是常为世人所诟病。诚如学者所言，具体解决模式虽然肯定能解决问题，能对个案作出判断，然而这种没有规范依据而任由法官内心确信的方法又何异于凭空捏造呢？[5]

2．言论自由的倾斜保护
在两种法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法律对其中一种法益作出倾斜保护是必要的。[6]虽然这种倾斜保护仅限于初始和表面意义上的，并非终局、确定性的判断。但其首先向社会透露了法律的某种基本态度，使人们获得方向意义上的行为指引，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缺乏明确裁判依据的情形下，这种倾斜保护对裁判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其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某种原则性的指导，不但限制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还通过影响裁判标准的倾斜和责任认定标准的松紧程度，左右着相互冲突的两项权利的诉讼命运。

倾斜保护虽只是赋予权利冲突一方某种先发优势，但毕竟其仍是在原本平等的二者间人为地制造出一种歧视，因此，应该向谁倾斜必须拿出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有学者从有利于社会的更加开放和改变社会的封闭性出发，认为应该确立言论自由高于名誉权的制度配置。[7]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决定理由的逻辑是缺乏说服力的。偏倚名誉权的一方，同样可以抛出人格尊严是宪法的核心价值和所有基本权利的基础，因而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的理由。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都不是绝对的，二者发生冲突时，有时可能是言论自由优先，有时却可能是人格尊严优先。究竟应采取倾向于何者的立场，应当取决于权利发生冲突的领域。

借鉴政治哲学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我们可以将人类生活整体划分为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两部分。社会公共领域得成于私人权利的让渡，公共领域中的人和事往往牵涉公众福祉，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应当鼓励公共在积极参与。而在私人领域中生活则大多与他人无关，推崇私人自决，要求社会保持最大限度的节制。就权利的属性而言，言论自由主要体现个体对社会的能动，是人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主要方式，而名誉权则偏性于社会对个体的维护，凸显个人的一己私利。因此，在公共领域中，言论自由应该得到彰显，而名誉权先发性的优势则应该在私人领域获得。

就文艺批评而言，且不论作为其批评对象的文艺现象原本便是社会现象之一角，仅就其以批评所促进的文艺繁荣中所包含的公共利益，便可以将其划归公共领域无疑。学术批评、艺术评论、知识探讨、思想交锋，这些言论的公共性自不待言。[8]因此，文艺批评应属于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一个部分，在该领域中，言论自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法律的倾斜保护，其应当享有比名誉权更为宽广的权利空间。

3．文艺批评自身的比较优势
公共领域范围广泛，其麾下远非文艺批评一家，文艺创作、新闻作品等的公共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文艺创作、新闻作品中言论自由同样加以倾斜保护也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给予文艺批评更大宽容的基本立场却并不满足于这种一般性的倾斜保护。它还包含着相较于另二者而言获得保护程度更大的内涵。此乃文艺批评相较于其他作品所具有的程度上的比较优势。在新闻侵权和文艺作品侵权裁判已日臻成熟的语境下，文艺批评可以借由这一比较优势进一步廓清其中言论自由范围：如果某种言论幅度在新闻作品和其他文艺作品中获得了许可，则在文艺批评中更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文艺批评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赋予其更为超然的地位，而这一地位的取得则有赖于文艺批评自身的特殊属性：

首先，文艺批评与新闻作品不同。新闻报道的主要功能在于促进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实现舆论监督。而文艺批评则以评判者的名义表达具有鲜明个性的批评态度，坚守某种审美立场，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做出判断和评论，对于规范、引导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促进文艺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作用。[9]客观、公正是新闻作品的基本要求。强调作者的新闻创作必须以基本事实为归依。而文艺批评更倚重于批评者的主观判断，彰显其审美立场和学术思想。文艺批评不仅衣着言论自由的“黄马褂”，更是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沾亲带故”，在面对名誉权的责难时腰杆自然要挺得直一些。

其次，文艺批评亦有别于一般文艺创作。普希金曾将文艺批评界定为“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诚哉斯言。文艺批评虽然包含着褒扬的内涵，但其功能的发挥则更多依赖于批评。文艺批评主要以“批评”来促进文艺的发展，批评得越彻底，就越有助于作者创作水平的提高和文艺的繁荣。批评当然带有否定的意味，给批评对象带来不快甚或难堪则是在所难免。若忽视批评的本质，将之与一般作品一视同仁，则批评只能流于形式或演变为曲意的奉承附和，失去了文艺批评本身的功能。一如西方有人所述名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给予文艺批评更大的宽容，是其本质使然。

二、文艺批评的范围
基于给予文艺批评更大宽容的基本立场，一篇作品能否被纳入文艺批评的范围内，决定着其能否在与名誉权的角逐中取得先发优势，以及能在起跑线上与后者拉开多大的距离。言论自由在文艺批评中的地位是强势的，但如果作品超越了文艺批评的范围则可能要忍受名誉权更为严厉的苛责。因此，文艺批评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划分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界限的大分水岭的角色，从宏观上勾勒出二者的“势力范围”。

关于文艺批评范围的界定，文艺界的学者认为，文艺批评是对文艺的批评，从作家、创作、作品到读者以至文艺思潮，无一不在批评的对象范围之中。具体说，包括文艺思潮、文艺运动、风格流派、作家作品、读者鉴赏接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生活和文艺批评自身等各种有关的问题。[10]实践中，文艺批评引起的名誉权官司多因对文艺家的批评而起，因此，有必要对有关文艺家的批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一般而言，作者与文艺家作为文艺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其作为文艺批评的对象并无太大问题，实践中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但是，社会生活多元化所带来个人角色多样性是十分明显的，并非文艺家的一切都是文艺的。因而，对有关文艺家的文艺批评范围作出限定尤显必要。有学者认为，可以对作家和文艺家的经历、世界观、创作风格、创作方法、思潮归属、美学特征以致创作手法、技巧等进行文艺批评。[11] 我们认为，这一范围虽然明确且安全，但并不周延。实践中，对文艺家在此之外的批评大量存在，绝对地将之排除于文艺批评之外显然于现实不符。从本质上讲，文艺批评主要是将文艺家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加以批评的。而文艺家的某些方面是否属于文艺现象，则需以是否具有文艺相关性加以判断。若文艺家的某些表现或品质可能对其文艺创作产生影响或者反映出了文艺界的某种风气或趋势，则将之纳入文艺批评的范围是无可厚非的。而对文艺家与文艺无关方面如生活作风等妄加评论则已然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围，不应享受法律对文艺批评的优待。

结合本案而言，对象性的思维应该说是很符合法律人的口味的，但在本案一审判决篇幅不长的说理中，法官却向我们透露出了“对范曾的诗、画、书法、作画方式”的评论应当加以限制的态度，进而不允许对其“做出了贬损的评价”。这体现出了裁判对文艺批评范围的不大了解。“诗、画、书法”作为作品，“作画方式”属于创作的反映，当属文艺批评的对象无疑。在对象正确的前提下，文艺批评有褒有贬，自属当然，何必予以限制？文艺批评，不针对作品和创作，还能针对什么？判决书在该问题上的判断逻辑，使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三、责任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