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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巴西


中国巴西签署联合公报（全文）


　　2004年5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巴西总统卢拉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联合公报

　　（二OO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值此中巴建交三十周年之际，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邀请，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于二OO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巴方七位部长、六位州长、一位参议员、十位众议员，以及由四百二十多人组成的企业代表团随行。

　　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卢拉总统在亲切友好气氛中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双方签署了多项加强双边合作的文件。双方认为，卢拉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将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双方一致认为，中巴建交三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令人满意，各领域合作均取得重要成果。为进一步充实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在以下四项原则指导下发展两国关系：（一）坚持平等协商，增强政治互信；（二）坚持互惠互利，扩大经贸往来；（三）保持磋商协调，加强国际合作；（四）推动民间交往，增进相互了解。

　　双方回顾了两国在经贸、科技、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认为中巴合作极富潜力。双方同意根据上述原则，落实已签署的合作协议，不断拓展双边合作的新领域，为两国人民谋取更大福祉。

　　双方决定成立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指导和协调两国关系的发展。该委员会中方主席为吴仪副总理，巴方主席为阿伦卡尔副总统。高层委员会的运作方式由双方通过外交渠道商定。

　　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巴方祝贺中国首次成功发射绕地轨道载人飞船。两国元首对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的顺利发展和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继续开展遥感应用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双方现有合作成果，并将能为第三方提供上述卫星项目的有关服务。

　　双方注意到两国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额连年增长。巴方注意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并承诺将本着建设性精神，研究关于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双方重申将共同致力于两国经贸合作的长期稳定发展，并提高合作质量。

　　双方对两国大型企业在访问期间签署或宣布的重要合作文件表示满意，对由四百二十多位企业家组成的巴西企业代表团随访并取得良好成果感到高兴。双方祝贺中巴企业家委员会成立。

　　巴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三十年来巴西对外政策的一贯立场。巴方赞同中方关于台湾、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反对任何旨在制造分裂、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和导致“台湾独立”的单边言行。中方对巴方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双方均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认为这是应对全球及地区性威胁和挑战，以尊重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为基础，预防及和平解决分歧的根本要素。

　　双方重申支持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及其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促进发展方面的核心作用，认为有必要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改革，支持通过对安理会进行必要和合理的改革，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以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和民主性。中方重视巴西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支持巴西作为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在此问题上与巴方加强沟通与合作。

　　双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一致认为反恐应采取综合措施，标本兼治。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双方认为全球范围内发展问题日益重要，主张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消除贫困、歧视和不平等现象。中方对卢拉总统积极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努力表示赞赏。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减贫事业。

　　双方呼吁对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给予关注，重申在平等基础上巩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认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将为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应优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在此意义上，双方强调农业谈判的核心作用以及二十国协调组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双方愿继续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加强相互协调，推动谈判取得体现各方利益，特别是发展中世界利益的结果，使其真正成为“发展回合”。

　　双方重申在《维也纳行动纲领和声明》中确立的人权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和非选择性原则。强调全面实现发展权至关重要，并重申促进和保护人权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双方均不赞同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采取不同标准，重申将加强两国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方对巴方在日内瓦人权会上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双方认为，各自所在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有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对巴西为推动拉美一体化所作的积极努力表示赞赏和支持，巴西称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亚洲安全、稳定、发展与合作的重要促进因素。

　　双方认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拉关系和亚拉跨地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将继续致力于中拉、亚拉关系的不断发展。巴方支持中国继续与拉美国家和地区组织开展互利合作，支持中国成为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和泛美开发银行成员。中国支持巴西更多地参与亚洲发展进程，加入亚洲开发银行。

　　双方强调，中国和南方共同市场经济互补性强，发展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强调应不断完善中南对话机制，并就开展自由贸易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深入磋商。

　　卢拉总统对访华期间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感谢，邀请胡锦涛主席在适当时候访问巴西。胡锦涛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胡锦涛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签字） （签字）


罚金与合法债权，何者优先？

作者：王清镇


案例：1998年11月至2001年9月间，王某在其开设的诊所内销售假药共计金额1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1万元。经查，王某现有财产共计15万元，因经营诊所采购药品尚欠陈某7万元未还。在人民法院执行罚金的过程中，陈某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优先执行其债权再执行罚金刑。
本案中，王某拥有财产15万元，却背负着罚金11万元和债务7万元，共计18万元，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罚金并偿还债务，这就引发了罚金与合法债权之间的冲突，即何者优先？这关系到了罚金与合法债权何者得到优先完全受偿何者承担可能无法得到兑现的风险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罚金优先。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金钱的一种刑罚方法，它与行政罚款、赔偿损失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罚金的本质是刑罚的一种，它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一律上缴国库。在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中明文规定了“罚金的缴纳形式有限期一次性缴纳、限期分期缴纳、强制缴纳、随时追缴和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缴纳五种。综观我国刑罚和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对被判处罚金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合法债务应当或者可以以罚金来偿还。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其思想实质是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其法治精神是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与其矛盾对立的类推适用制度也随之被取消。因此，对被判处罚金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合法债务是否可以以罚金来偿还，应严格的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来处理。从我国刑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罚金的执行除了“因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以外，必须缴纳，而且还是全部缴纳，并未涉及有关罚金与合法债权的冲突如何解决，也不能类推适用有关“没收财产刑”的相关法条。另外，王某拥有财产15万元，足以支付其所应承担的罚金11万元，而该7万元合法债权的存在并不属于“因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的情形。因此，在上述案件中，当然地适用罚金优先原则，即王某的15万元财产必须先行兑现11万元的罚金刑，余下4万元再用来偿还陈某的债权，并由陈某自行承担其另3万元合法债权无法得到实现的风险。
第二种意见认为：合法债权优先。首先，我国刑法第六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了“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合法债务，即犯罪分子在判决生效前所负他人的合法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在对犯罪分子适用财产刑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的必要性，清楚地明白了没收财产实际上等于“没收了债权人的债权”，故而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了没收财产以前应当首先偿还犯罪分子被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合法债务，以充分保障他人的合法债权得以实现，使得合法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不因国家行使刑罚权而受到侵害。但是，与此同时，刑法却疏忽了对犯罪分子适用罚金刑也可能“罚掉了债权人的债权”，使得债权人的债权根本丧失了实现的可能性。因为，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而罚金则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金钱，二者均属于对犯罪分子适用的财产刑，并不具有明显的轻重之分，由于没收财产的最高金额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而罚金的金额并不受犯罪分子个人财产的多少所限制。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罚金的金额有可能比没收财产的金额还要高，如新刑法中的倍比罚金制一般是以犯罪金额的一定倍数为所应负的罚金总额。从这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推理：在某些情况下，即对犯罪分子适用罚金刑的金额比适用没收财产刑的金额高的情况下，对犯罪分子适用较轻的财产刑即没收财产，为保护合法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免受波及，合法债权可以优先受偿，而对犯罪分子适用较重的财产刑即罚金，合法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却得不到保护不能优先受偿。这是明显不符合立法逻辑的。其次，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立法者已充分注意到了罚金与没收财产的同一性，即在适用罚金刑后财产不足以支付民事赔偿款的情况下，罚金刑以及没收财产刑都会损害到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均应当首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再适用刑罚对犯罪分子处以财产刑。而合法债权与被害人的民事赔偿索赔权，二者同属于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范畴，却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果：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当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可以由罚金和没收的财产先行承担，理由是对犯罪分子适用财产刑引起了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民事赔偿款的后果；对他人的合法债权，则只允许由没收的财产先行偿还，却不能由罚金先行偿还，理由是没收财产会导致犯罪分子无财产偿还合法债务。但是，殊不知，适用罚金刑也可能会导致犯罪分子无财产或财产不足以偿还合法债务。这是明显不符合立法者本意和立法精神的。它片面地强调了罚金的强制上缴国库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却损害了普通市民的合法个人债权，把国家公权力高高地凌驾于市民社会的私权之上，不加区分，把刑罚的惩罚犯罪功能转嫁到了无辜的合法债权人的身上，让合法的债权人来承担其债权因犯罪分子的不正义之违法行为受到国家刑法这一正义之剑的惩处而可能得不到实现的风险，违背了刑罚的正义原则，这是一种专横的举动。因此，在上述案件中，合法债权应当优先受偿，即判处罚金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罚金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作者单位：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