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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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已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落实华侨私房政策是一项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发扬广大侨胞爱国爱乡的热情，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加强领导，作出规划，善始善终地完成这项任务。
处理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问题，主要是解决回来定居的一些人的住房问题。少数知名爱国人土回国定居可尽量安排原房居住，但不作为代管房发还。

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1987年4月20日）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1984〕44号）下发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了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现提出以下补充意见：
一、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必须由产权人提出申请。产权人提出申请时交验的证件，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二、对属于应落实政策的土地改革中在农村和城镇没收、征收的华侨私房，如房屋不只一处或一处面积较大的，可酌情腾退一部分自住房给产权人。
三、进行私房社会主义改造时的华侨私房，系指私改时产权人已惧备华侨、侨眷（华侨在国内的配偶、子女、父母）、归侨、归国华侨学生身份的私房。属于按照中办发〔1984〕44号文件有关政策规定，确系错改造的，应撤销改造。撤销改造后如何处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四、城市代管华侨私房，系指房屋代管时，产权人已具备华侨身份的私房。处理代管华侨私房时，对原自住房，如产权人确需回国居住，经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可视情况腾退；原自住房不只一处（包括在同一城市或不同城市）或一处面积较大的，经批准可腾退一处或其中一部分给产
权人居住。
凡属因国家特殊需要不便腾退原房或腾退原房确有困难的，经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可另行安排住房。
五、关于对我国四化建设及社会统一大业有较大贡献和在海外有重大影响的华侨，如本人确需自住，要求发还私改和代管的华侨私房，可按适当放宽的原则腾退一处原自住房或一处原以自住为主、建筑结构相连的私房。这部分私房的处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务办公室商房产主管
部门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六、产权人接受发还其自住房时，原住的公房应同时交还。
七、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应按中办发〔1984〕44号文件及本《补充意见》执行。《补充意见》对中办发〔1984〕44号文件的个条款作了明确规定的，以《补充意见》为准。各地规定与此不符的，要自行纠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实施办法和安排工作。
本补充意见和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工作，不公开宣传报道。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各部门执行。

附件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1950年11月6日）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地改革法）第二十四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土地改革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之处理事项，本办法已有规定者，遵照本办法规定处理之；本办法未有规定者，遵照土地改革法及大行政区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规定处理之。
第三条 凡中国人民连续在国外侨居从事各种职业满1年以上者，本人及其家属（直系亲属）在国内的土地财产称之为华侨土地财产，在土地改革中得适用本办法处理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土地财产不适用本办法：
甲、土地改革实施前已归国满3年以上者。
乙、香港澳门的中国居民。
丙、出国留学生。
丁、出国旅行、游历、考察的人员。
戊、政府派往国外的公务人员。
己、逃亡海外的战犯、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
第四条 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占有并出租大量土地（包括其交亲属托管的土地在内），构成兼地主成份者，其土地房屋及其他财产依下列办法处理之：
甲、本人出国前，家庭原系地主者，其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财产按土地改革法第二条的规定处理。但除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外，其他房屋不动。
乙、本人原系劳动人民，出国后上升为兼地主者，除其在农村中的土地按土地改革法第二条的规定处理，房屋按本甲项处理外，其他财产一律保留不动。
第五条 华侨工商业家属在农村的土地财产，按土地改革法第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六条 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出租小量土地者，均按土地改革法第五条的规定处理。如本人出国前原系劳动人民，其出租土地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200％，其超过部分的出租土地，亦得酌情照顾，不予征收。
第七条 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占有大量土地，部分出租，部分自耕和雇人耕种，构成半地主式富农成份者，按土地改革法第六条关于半地主式富农的规定征收其出租土地。如只占有小量土地，部分自耕或雇人耕种，部分出租者，其出租部分虽超过自耕雇人耕种部分，仍应照本办法第
六条的规定处理，不应认为半地主式富农。
第八条 居住国内农村中的华侨家属、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者，一般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如有经常的侨汇收入，且因缺乏劳动力而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者，可按具体情况少分或不分。
第九条 经证明确华侨革命烈土，其家属居住农村者，应同样享受土地改革法对烈土家属所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十条 华侨及其在国内农村中居住的家属之阶级成份，统一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划分之。
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由有关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华侨较多地区的省人民政府，得根据本办法拟订补充实施办法，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批准施行。

附件二：国务院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3年4月14日）
国务院同意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希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研究执行。

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3年2月23日）
国务院：
对华侨私有出租房屋，有些城市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城市里，一般的都根据华侨的特点，在改造范围和留房等方面，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照顾，受到了华侨的拥护。但是也有的城市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改造没有规定起点；部分城市改造起点偏低；还有将
华侨在解放后和国外汇款购置或建筑的房屋以及经政府动员出租的房屋等等，纳入改造的。我国外侨胞一向有“落叶归根”的思想，他们希望在国内保留必要的房屋，以便回国居住。为了进一步团结华侨、争取侨汇，特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解放前华侨在国内集资或独资经营的房地产公司（置业公司）的产业，一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华侨出租房屋的改造起点，应比当地私房改造起点略为放宽。非住宅用房与住宅用房分不清的，按住宅用房处理。与自住房屋结构相连的出租房屋，数量超过改造起点不很多的；

经机关团体动员并通过我们安排而出租的；所收房屋租金用于公益事业的，一般不予改造。符合改造规定的房屋，在给业主保留自住房时，应当照顾到国内、国外人口，留给的自住房屋数量应当高于一般房主的居住水平。
（二）解放后华侨用侨汇购建的房屋，不论是住宅或非住宅，不论出租多少，也不论在城市或圩镇，一律不进行改造。
（三）各地如有不应改造而已经改造了的华侨房屋，应退还给为玉，明确业主的产权，由业主自行经营管理。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批转各有关省、自治区、市人民委员研究执行。

附件三：国务院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年10月29日）
国务院同意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20日）
国务院：
关于1963年4月14日国务院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是否适用于处理港澳同胞出租房屋的问题，我们曾分别电询广东、福建省和上海市的主管部门。现将各地报来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地在掌握上有所不同。福建省厦门、福州两市，对港澳同胞以外汇购建的出租房屋与华侨同类的出租房屋一样处理，即不进行改造。广东省对港澳同胞出租的房屋，按对国内一般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进行了改造，但对其中解放后由政府规划
或鼓励以外汇兴建的华侨新村中的房屋和在城市购建的住宅，则一律不进行改造。上海市对港澳同胞出租的房屋，按对国内一般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进行了改造。
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团结港澳同胞，并且争取他们汇款兴建房屋，我们认为，对港澳同胞解放后以外汇购建的房屋，在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原则上应予适当照顾。但是考虑到广州、上海等地港澳同胞出租的房屋较多，而有些已经按对国内一般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进行
了改造，因此，采取因地制宜，略加照顾的原则，比较合适。以免变动过大，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我们意见：
一、对港澳同胞出租的解放前购建的房屋，应当按照对国内一般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进行改造。如果过去改造时留给房主的自住房太少，以致港澳同胞无法回乡定居，则应酌情退还供自住所需的房屋。
二、对港澳同胞出租的解放后用外汇购建的住宅和非住宅，应当按照1963年4月14日国务院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中第二项规定处理，即一律不进行改造；已经进行了改造的，应当退还给业主，明确业主的产
权，由业主自行经营管理。
以上意见，如属可行，请批转有关地区研究执行。



1987年5月23日
交通肇事不应成为侵害伤者生命的“许可证”

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 方向律师

[摘要]：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负有抢救伤者的法定义务，车辆驾驶人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延误抢救时机而致伤者死亡的，该不作为行为独立于其先行肇事行为，无论其是否对交通肇事行为负有责任，均成立不作为犯罪，应单独予以刑法评价。
[关键词]：交通肇事，法定作为义务，不作为犯罪

Abstract: A driver who put another person’s life at peril as a result of a traffic accident has the duty imposed by the law of rendering timely assistance to prevent the injured from dying. Breach of that duty by non-performance or undue performance resulting in the deprivation of the victim’s life commits a negative crime independent from his or her former act causing the traffic accident, subject to penalty of that crime,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or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at traffic accident.
Key words: traffic accident, legal duty to act, negative crime.

车祸猛于虎，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不计其数。前些年，在司法实践中，几近50%的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罪责而逃逸，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刑法因此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加重其刑的规定。但是，要促使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及时有效地救助伤者，发挥刑法保护功能，仅仅处罚其“逃逸”行为远远不够，因为真正侵害法益的是其不救助行为，而非其逃逸行为。车辆驾驶人如果没有逃逸也不进行抢救致使伤者丧失抢救机会而死亡的，其应否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车辆驾驶人先前没有违章行为，难道只能对其加以道德谴责而以强调刑法的谦抑性为由不能予以刑法非难？准确把握交通肇事后车辆驾驶人的救助义务、不作为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严重危害后果是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侵害的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①刑法首先关注的是其所保护的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交通肇事致使受害人受伤但未造成其当场死亡的，单就受害人的人身权益而言，当时侵害的是伤者的健康，虽然危及伤者的生命，但在其死亡前，不能认定该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生命。当伤者未得到有效抢救而死亡时，其生命实际被剥夺。可见，这一过程受到侵害的先后是受害人的健康、生命两种法益。
二、加害的行为
“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危害行为是定罪科刑的客观基础。表面上看，交通肇事车辆驾驶人只实施了一行为，并无对受害者的其他加害行为。但是，刑法上的行为是指基于行为人的意思决定的身体的动静而引起外界的变化，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刑法上的作为，是指不当为而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禁止性规范而积极实施法律禁止不得为的行为。”“刑法上的不作为，是指当为而不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命令规范，消极地不为法律所要求或期待的行为。”②不作为必须以特定行为的法定义务为前提，义务的来源主要有法律规定、职务业务行为、先行行为等。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源于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如果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给法律保护的法益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就产生了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即有责任保证这一危险不会转变为损害法益的现实。行为人交通肇事致受害者伤害而使其处于生命危险，因而有抢救伤者以防止其死亡的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可见，肇事车辆驾驶人除实施了违反法律禁止规定而加害他人健康的积极作为行为外，还实施了违反法律的命令而未对伤者进行抢救的不作为行为。
三、死亡的原因力
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从自然主义存在论的角度看，肇事行为是受害人死亡的起因，与其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而行为人的不抢救的不作为行为与死亡没有因果，行为人的法定作为义务不能创设死亡的原因力。但是，必须将不作为转归到刑法的价值判断上来把握。不作为是不实施法律所期待的一定行为，这种期待的行为可以防止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就不会产生危害结果。因此，从不防止结果的发生的角度上看，不抢救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之间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③从因果关系中断的相关理论来看，由于行为人的肇事行为即死亡的起因与受害人死亡之间存在着行为人的不抢救的不作为这一违法行为，肇事行为只是可能造成受害人的死亡，受害人如得到及时抢救可以死里逃生，则由于行为人的这种不作为的违法行为的介入，使肇事行为与死亡因果关系中断，而使不抢救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成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④
当然，如果肇事行为使受害人的死亡不可避免，由于肇事行为对受害人的死亡起决定性作用，按传统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只成立肇事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角度看，不作为必须具有实施特定作为的能力和条件，即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由于受害人的伤势致命，行为人客观上不能挽回受害人的生命，因而不作为与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尽管不能就受害人的死亡追究行为人的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但这并不是说行为人的行为不当罚。行为人有能力抢救而故意不救助，破坏了国家法的秩序，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本身的反伦理性，若按行为无价值理论进行评价，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该处罚体现了刑法对行为人的不作为的否定与谴责，促使人们积极履行法定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加重，从而保护受害人的生命。
四、行为人的罪过形态
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其肇事所造成的损害主观上只能是过失，故意的不以该罪论处。行为人肇事后对其不抢救的不作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则比较复杂。行为人既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如错误地认为受害人已经死亡或不可能救活而不施救或放弃救助；也可能性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如认为受害人伤势不重不救助也不会死亡；也可能是间接故意，如认识到不及时救助受害人可能死亡，却听之任之，放任受害人的死亡的发生；也可能是直接故意，如认识到不及时救助受害人必然会死亡，但由于死亡赔偿金往往少于对严重伤残的赔偿金，出于承担较少赔偿责任等动机，希望受害人死亡。由此可见，行为人对不救助致人死亡的罪过心态未必是其交通肇事的过失心态，不能用交通肇事的过失来认识行为人不作为的罪过形态。
从上述分析可知，交通肇事致人伤害后，车辆驾驶人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独立于其先行肇事行为，因此致人死亡的，应予以单独刑法评价。有论者认为，“行为人没有履行作为义务而导致的结果是行为人实施的犯罪构成要件范围中的结果，不能再将此犯罪结果纳入另一犯罪构成要件中进行评价，否则就违反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理，有背于刑法的公正价值。”⑤事实上，法律明确规定了车辆驾驶人在交通肇事后必须对伤者进行救助的义务，使先行行为所引起的救助义务无可争辩地成为法定作为义务，不作为因而成为刑法责难的对象。从行为方式上看，不抢救是违反了命令规范的消极不作为，其可责性在于不实施法律所期待的救助伤者的义务；交通肇事是违反了禁止规范的积极作为，其可责性在于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侵害了他人生命、健康、财产。从危害结果上来看，尽管受害人的死亡的起因是肇事行为，但行为人负有防止死亡结果发生的法定义务，因此，其延误抢救时机致人死亡的，死亡是该不作为的危害结果。从侵害的客体上看，不救助侵害的是特定人（交通事故的受伤者）的生命权；而交通肇事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或财产的公共安全。从罪过形态上看，车辆驾驶人不救助，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未必是其肇事行为的过失心态。因此，不能用交通肇事罪对车辆驾驶人不救助伤者致死的行为概而论之。
具体而言，如果行为人肇事行为造成伤者的死亡不可避免、无救治可能的，则将死亡作为肇事作为的结果进行刑法评价，构成交通肇事的，行为人的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不作为行为不单独成立犯罪。如果伤者有救活的可能，行为人有能力和条件救助而不进行适当救助的，将受害人的伤害作为肇事行为的结果进行评价；因为受害人的死亡是行为人的不作为的结果，因此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态进行评价，即故意的成立故意杀人罪；过失的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先前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则数罪并罚。
根据肇事行为致伤程度（死亡是否不可避免），确定死亡的刑法上的原因力（是肇事行为还是不抢救的不作为行为），区分行为人的不作为的主观罪过形态，准确定罪科刑，才能罚当其罪。无视交通肇事后车辆驾驶人的救助作为义务，将死亡一概视为交通肇事的结果，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则完全取决于交通肇事责任认定，从而使对交通肇事不负或负有次要责任的行为人取得漠视伤者生命的许可证，不救助致人死亡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即使交通事故完全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也不过是过失责任，往往不能评价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这样显然不利于发挥刑法的保护功能，也根本做不到罪刑相当。这种制度性的缺陷对于交通事故的伤者往往是“致命”的！只有对车辆驾驶人肇事后的不作为的行为及其严重的危害结果予以单独评价，无论行为人先前行为是否违章，均以犯罪论处，才能有效地遏制不救助伤者的危害行为，督促法定作为义务人关爱同类，珍视生命，从而保护生命这一重大法益。
①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②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
③ 参见[日]日高义博著：《不作为犯罪的理论》，王树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④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⑤ 李晓龙、李立众：《试论交通肇事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载《法学》1999年第8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