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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第86号

　　《汕头市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办法》已经2006年1月24日市人民政府第十一届第四十七次常务会议及3月3日市委常委、副市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黄志光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此件在《汕头市人民政府公报》刊发，不再发文）




汕头市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条　为有效地防范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追究重大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广东省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及安全防范措施上有失职、渎职行为的行政责任追究，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区县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实施监察。
市、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协助监察机关做好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工作。
　　第四条 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人员包括：
　　（一）各区县人民政府、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下统称各级政府）、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汕头经济特区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税区管委会）领导人员；
　　（二）市、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以及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和招聘的其他单位（以下统称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员；
　　（三）其他负有安全管理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
　　第五条 安全监督管理，实行“属地管理”和“谁许可、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或者主持全面工作的行政领导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地区、本系统、本部门（或者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全面领导责任。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分管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人，是分管业务工作范围内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对分管业务工作涉及的安全生产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六条 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主要领导人或者主持全面工作的行政领导人对下列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本办法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重大火灾事故；
　　（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三）重大建筑质量安全事故；
　　（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事故；
　　（五）矿山重大安全事故；
　　（六）特种设备重大安全事故；
　　（七）其他重大安全事故。
　　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对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的分管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比照本办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重大安全事故肇事单位和个人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民事责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重大安全事故的具体标准，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各级政府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领导工作制度，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政府主要领导人或委托政府分管领导人每季度至少主持召开一次防范重大、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政府主要领导人或委托政府分管领导人带队督查本辖区防范安全事故工作每年不少于二次。
　　（二）加大安全生产专项资金投入，将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纳入本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保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各项费用。
　　（三）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目标管理体系，明确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和有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每年对安全生产责任人进行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并作为考核有关领导政绩的重要内容。
　　（四）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制定实施本地区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处理预案，并按规定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专业化抢险救援队伍；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伍。
　　（五）建立市、区县、镇（街道）三级安全生产信息管理网络，健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举报、处理、监控制度。
　　（六）建立安全生产巡查制度，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本地区容易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单位、场所和设备、设施，进行严格管理和重点检查，每月向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送重点隐患清查整治状况；建立镇（街道）安全生产巡查制度，健全安全巡查记录备案制度；建立本辖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资料，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档案制度。
　　（七）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后，事发地政府主要领导人应当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抢险救援和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及时如实报告上一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并按照职责权限组织或协助配合调查处理。
　　高新区管委会、保税区管委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第九条 政府各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安全监督管理，防范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政策法规，研究部署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工作，定期组织检查。主要领导人或委托分管领导人每季度至少主持召开一次防范重大、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督促、指导监督范围内的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和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工作。
　　（二）将安全生产和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工作列入本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组织实施本级政府和上级部门下达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建立和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制度，明确本部门领导和有关部门人员的安全职责，并作为考核有关领导政绩的重要内容。
　　（三）按照国家、省的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对本系统、本行业（领域）安全监督检查，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对超出其职责范围的，应当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情况紧急的，可以立即采取责令暂时停产或者停业等紧急措施，同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四）实施安全生产巡查制度，定期对本系统、本行业（领域）重大危险源和重点隐患进行安全巡查，并做好安全巡查情况的登记建档，每月向本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送重点隐患清查整治状况。
　　（五）依法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实施行政许可。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涉及的许可事项进行审查或者验收，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的，不得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对已经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严格的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依法撤销原行政许可，并给予行政处罚。对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擅自从事有关安全生产活动的，应当立即予以查处，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六）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后，主要领导人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参加抢险救援工作，及时如实报告同级政府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并按职责权限组织或协助配合事故的调查、救援、善后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事故灾害程度。
　　第十条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类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安全宣传工作，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检查，防止发生食物中毒、火灾、旅游、交通、楼房倒塌等安全事故，确保学生安全。
　　中小学校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教育以及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必须确保安全。严禁以任何形式、名义和理由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劳动或者其他危险性劳动。严禁将学校场地出租作为从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和储存场所。
　　第十一条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立即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认定事故性质，确定事故责任。对涉及行政责任追究的，事故调查组应当提出行政责任追究的建议。
　　事故调查工作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办理完毕，并由事故调查组提出调查报告；遇有特殊情况的，经事故调查组提出并报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可适当延长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90日。
　　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的意见。
　　第十二条 完成事故调查工作后，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上一级政府或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提交书面报告。
　　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复。必要时，市人民政府可以对重大安全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
　　事故报告批复后，发生事故的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批复的内容，认真组织落实，监察部门应当对责任人处理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重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实行分级负责：
　　（一）一次死亡3至5人或者重伤10至29人的，由事发地的区县人民政府组织调查，报市人民政府审批结案。必要时，由市人民政府直接组织调查；
　　（二）一次死亡6至9人或者重伤30至49人的，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调查，报省人民政府审批结案。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报告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权向上级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举报下级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不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
　　接到报告或者举报的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对报告或者举报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属事故隐患的，应当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迅速处理，避免事故发生；属不履行职责的，应当责令纠正，情节严重拒不纠正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单位的领导和责任人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资料保密，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举报人施行打击报复。
　　第十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地的区县、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职责，对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检查、督促、整改不力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分管领导人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组织群众性重大活动时计划不周密，安全事故防范措施不落实，对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重大活动没有制定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处理预案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分管领导人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谎报、拖延报告，或者阻扰、干涉对重大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分管领导人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地的区县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职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不到位的，对政府部门主要领导人或者分管领导人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五）项规定，不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实施行政许可，进行审查或验收；对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单位和个人，不依法予以取缔或者处理；对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单位和个人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不依法撤销原许可；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而不依法予以查处的，对政府部门主要领导人或者分管领导人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谎报、拖延报告，或者阻扰、干涉对重大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对政府部门主要领导人或者分管领导人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高新区管委会、保税区管委会及其职能部门未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发生安全事故的，对高新区管委会、保税区管委会及其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分管领导人，比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学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对所在地政府和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人和分管领导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对学校校长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对直接组织者和责任者给予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任何形式、名义和理由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劳动或者其他危险性劳动的；
　　（二）将学校场地出租作为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场所；
　　（三）对经授权或具备相应资质机构确认的C、D级危房不立即封存、拆除，并安排学生继续使用的；
　　（四）组织接送学生或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时，不按规定安排交通工具和驾驶人员，以及安排学生超员乘坐交通工具的。
　　第十九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其他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未按规定的程序和职责履行的，比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外，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连续两年突破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或者当年度超过安全生产控制指标50％以上的，事发地的政府主要领导人应当向上一级政府作专题汇报并作出书面检讨；
　　（二）本辖区、本系统发生一次死亡6至9人的重大安全事故或者一年内发生2起一次死亡3至5人的重大安全事故，事发地的区县政府主要领导人以及与事发单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市政府各部门主要领导人应当向市政府作出检讨；
　　（三）本辖区、本系统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的，对事发地政府主要领导人以及与事发单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府各部门主要领导人，依法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当年度参与各类综合性先进（优秀）单位或个人的评比奖励资格：
　　（一）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以及与事发单位具有行政管理隶属关系的区县政府部门；
　　（二）发生一次死亡6至9人，或者一次重伤30至49人，或者一次急性职业中毒30至49人以上重大安全事故的区县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保税区管委会以及与事发单位具有行政管理隶属关系的市政府部门；
　　（三）对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负有相关责任，受到纪律处分或者应当作出书面检讨的个人；
　　（四）瞒报、谎报和拖延报告事故的责任单位以及对本辖区事故单位瞒报、谎报和拖延报告事故负有管理责任的单位；
　　（五）年度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严重超标的单位；
　　（六）安全生产责任制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
　　责任人员职务变动后，发现其存在前款规定情形的，对该责任人员实行跟踪追究。
　　第二十二条　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领导人及其他工作人员对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复查、复核。
　　第二十三条　安全事故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市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追究，按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予以处理。
　　对特大、重大安全事故以外的其他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负有责任的政府机关有关工作人员，按照国家、省和本市的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


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

谢维雁



【英 文 名】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nd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摘要】 　公、私法的划分在大陆法系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公、私法划分的传统对宪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不仅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方式，孕育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而且还促进了宪法内容和形式的完善，宪法是公、私法划分的最高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重视和借鉴公、私法的划分方法。

【关 键 词】 公法 私法 宪政 宪法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忠县人，四川省司法厅办公室干部，法学硕士。

【联系电话】　　(028)6758434（办），6694844（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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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传统。这一传统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遭到普遍而坚定的排拒。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的研究显示：公、私法的划分对法学理论研究和部门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有民法学者已率先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1]（29页）。有人断言，“西方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走了一条从私法到公法的道路”，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走的将是从公法到私法的道路”[2]（13－14页）。到目前为止，公、私法的划分作为一种法的分类方法及其理论在我国法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实，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法治的历史早已证明，公、私法的划分，无论对法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法律制度的建构，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现存的法律制度，更要学习其有用的方法（如公、私法的划分）。或许，这才是一种科学而务实的态度。进一步言，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包含我们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多的意识形态成份，相反，它实际上具有某种价值上的中立性。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及其对法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解读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的某些可能的内在关联，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公、私法划分的历史及其普适性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端于罗马法。这种分类方法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来的[3](117页），其依据是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前言中选用了他的一句话：“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4]（91页）。不过，罗马法虽然对公法、私法作出了划分，但其发展集中在私法，“几乎所有有关罗马法的文件都只涉及到私法”[4]（91页）。在法学研究中，罗马法学家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私法学上，以至有人认为，“罗马法学实质上就是罗马私法学”[5]（53页）。罗马法中，公法并没有实在意义，有学者指出，“公法只是在罗马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其自身无实体价值”[4]（91页）。公、私法的划分在中世纪通过一些法学家的著述得以承传，而当时著名的法典和法律汇编如《加罗林纳法典》、《萨克森明镜》、《波西瓦·克莱蒙特习惯法》等都没有对公法、私法作出划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公、私法的划分再次被赋予实在的意义，公法的地位大大提高，传统中仅具有从属地位或附随意义的公法获得了真正与私法相对意义上的价值。一般认为，古罗马留给后世的遗产主要是罗马私法，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大多数法权关系适应了现代的经济条件，“以至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马克思语）[1]（33－34页）。但就公法而言，这一结论显然不适用。大陆法国家的公法与罗马法中的公法在内容上并无承继关系，也没有连贯性。乌尔比安时代的公法包括宗教法规、僧侣法规和裁判官法[4]（91页）。而17、18世纪大陆法国家的公法是在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特别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推动下兴起的[6]（128页），其内容是宪法、行政法、刑法[4]（89页）。这一时期，在公法领域中“通行的是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宪政、法治等原则和制度”[6]（128页）。19世纪，在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公、私法的划分得到了广泛运用[7]（528页），“深深地渗透到”了“法院体系的结构、法律职业的划分之中”[4]（89页）。此时，“公、私法之分几乎成了一个自明的真理”[6]（121页），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这一划分甚至对普通法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在英国，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其重要的历史传统，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培根）曾主张英国也应该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4]（104页）。在法学研究中，英国的法学家们也“日益趋向于划分公法与私法”[4]（104页）。在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在1947年出版的《美国法律史》中就是对美国不同时期的公法、私法的发展分别论述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律体系均完全排除了公、私法的划分。史尚宽先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法几全部溶解于公法之中”[8]（3页）。其真正原因可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定苏俄民法典时阐述的“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9]（587页）的原则中得到解释。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所长维克多·M·特西契西茨等认为，“列宁的话被这样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私法，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公法。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抗，社会主义法取消公、私法的划分，不是因为公法取代了私法，而是因为这种划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54页）。可见，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公、私法划分方法的逻辑前提是：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不存在任何私有制，缺乏公、私法划分的基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证明了这一理论的逻辑难以演绎成为事实的逻辑。在我国，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迄今，我国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这实际上已经在根本上消解了拒绝公、私法划分的上述逻辑前提。据此，笔者认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认真考虑在法的体系和法学研究中引进和借鉴公、私法划分的时候了。我这样主张，理由有二：其一，历史已经证明，公、私法的划分具有普适性。正如梅利曼所说的，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公法、私法概念已经“成为基本的、必要的和明确概念了”[7]（528页）。美浓部达吉甚至进一步认为，“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7]（530页）。普适性意味着公、私法的划分存在某种共通的、中立的价值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法的体系的本质及特点或法的阶级性作为拒绝进行这种划分的理由。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的存在，公、私法的划分应当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必也不应因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排拒这一便捷、有效的工具及其价值。其二，严格说来，中国也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在我国近代，“清政府看到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国力大增，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又相近，因此决定仿效日本而实行法制改革，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2]（41页）。既是大陆法系国家，我们就理应承继大陆法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法律传统，即公、私法的划分。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我们既不应有制度上的拒斥，也不应有观念上的阻隔。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财产权不仅在制度上不断得到完善，而且在实践中逐渐获得有效保护，公、私法划分的基础已经具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法律结构以其在实现法治秩序方面的种种功能，理应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模式的理智选择”[1]（53页）。我们有理由相信，公、私法的划分，不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宪政与法治的进步。



二、公、私法的划分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模式



斯蒂芬·L·埃尔金提到，“宪政政体理论家们曾经宣称有必要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间划出某种界线”，“这条分界线将在政体的法律中划出：人民只在公共事务中起作用，政治权力不得介入私人领域”[10]（157页）。埃尔金不仅推崇这一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10]（16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公共领域又称国家或政治国家，私人领域又称社会或市民社会。事实上，并不是实行宪政有必要作出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相反，倒是宪政本身是公、私领域分离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结果，正如有人指出的，“宪政主义产生于国家与社会的界分的历史过程中”[11]（250页）。如果说宪政与公、私法的划分有某种关联的话，则这种关联的根源在于它们分享了公（国家或政治国家）、私（社会或市民社会）领域分离这一共同的社会基础。

建立在公、私领域的划分或国家与社会的界分与对峙基础上的“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式，采行对峙式思维”[11]（25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对峙式思维模式导致了宪政对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采取了不同的调控模式，对政治国家（公共领域）主要实行权力限制原则，对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则主要实行保障原则。

对峙式思维模式并不是宪政特有的思维模式，它来自于公、私法的划分传统。“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这本来就是一种“卓越的思维模式”[1]（26页）。早在罗马法中，公、私法的划分仅是概念性的，而且“它自始就隐伏了一种跛脚巨人似的危机”[1]（35页）即事实上罗马法只是私法的。而“在公法方面，罗马法从未提供过范例”[12]（45页），“在罗马既不曾有公法，也不曾有行政法”[12]（74页）。但是，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功能在罗马法时代已充分显示：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罗马法学家们构筑起完备的私法体系，树立起了自然权利的权威，这实质上是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可以说，此时已初步建立起了对峙式思维模式。说初步建立，是因为此时重在市民权利的维护，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消极、间接，而对国家权力积极的、直接的限制还未纳入罗马法学家的视野。近代市民阶级正是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完成了公、私法划分从概念性分类到结构性分类的转变，并构建起了整个公、私法制度，这时对国家权力的限制采取了一种积极、直接的方式。三权分立的理论及制度的确立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积极、直接限制的典型形式。公、私法划分所体现的对峙式思维模式正式确立，并深深地蕴含在公、私法划分的政治功能之中：维护市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公、私领域的分离构成了宪政的社会基础，以此为基础的公、私法划分的对峙式思维也就成了宪政的基本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