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会计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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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对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审查工商管理部门投机倒把行政处罚复议案件过程中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2002年12月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文件国法秘函〔2002〕232号发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你办《关于审查工商管理部门投机倒把行政处罚复议案件过程中有关问题的请示》（鲁府法发[2002]29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你办认为直接进口和委托有进出口权的企业进口医疗器械但不能提供合法进口手续的行为属于涉嫌走私，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对此，我们没有不同意见。



附：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审查工商管理部门投机倒把行政处罚复议案件过程中有关问题的请示

（2002年8月9日 鲁府法发[2002]29号）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我办在审查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和聊城市中医医院不服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分别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过程中，涉及到对有关违法事实的定性及有关法律适用的冲突问题。

两案基本情况类似。两医院从国内有进口权的企业购买了有关医疗设备自用，聊城市中医医院购买的是美国生产的核磁共震仪（旧品），价值235万元人民币；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购买的是美国生产的螺旋CT机和日本生产的彩超，价值共677.9万元人民币。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举报，要求两医院提供合法的进口手续及有关单证，因两医院系非直接进口医疗设备的单位，故未能提供相应手续。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批复和解释，经销走私物品的行为包括购买走私物品用于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流通领域走私贩私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进口手续等证明而经销进口商品的行为，可依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定性和处罚。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两医院的上述医疗设备。两医院不服，分别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两申请人认为，其购买的医疗设备纯属自用，并未倒卖，也不具有牟取非法利润的目的，故不构成《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的投机倒把行为；而且，其购买医疗设备的行为属于国内贸易，被申请人索要的“报关单、关税单”等合法进口手续，依法也不应由国内贸易的购买方持有，故院方“无合法手续”并无任何过错。

我办在审查该两案过程中，有如下意见：

一、两医院购买大型医疗设备是为了自用，不具有牟取非法利润的目的，不构成倒卖，并非《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的投机倒把行为。

二、对于购买走私物品自用的行为是否属于“经销走私物品的行为”、国内贸易购买方是否应该承担对进口商品提供合法进口手续的义务、无合法进口手续的国内购买方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是否可以认定为投机倒把行为并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处罚等问题，《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均未作明确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经销走私物品的行为包括购买走私物品用于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行为，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流通领域走私贩私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进口手续等证明而经销进口商品的行为，可依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定性和处罚的一些批复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处罚范围，增加了其行政处罚的随意性和任意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相悖。

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作出的对当事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进口手续等证明而经销进口商品的行为，可依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定性和处罚的批复，其适用的前提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流通领域走私贩私案件过程中”，而流通领域的走私贩私案件，显然属于“涉嫌走私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五条规定，“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查获的走私案件，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移送海关依法处理”。《海关总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移送涉嫌走私案件若干问题的通知》（署侦[2000]245号）第一条也规定，“地方公安机关（包括公安边防部门）、工商行政管理、烟草专卖等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查获的涉嫌走私犯罪、走私违法以及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案件（统称涉嫌走私案件），交由所在地的海关统一处理”。

故此，我们认为，省工商局查处两医院购买有关医疗设备无合法进口手续的案件并作出行政处罚，超越了其法定职权，应当依法交由青岛海关处理。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危险犯及其未完成形态之浅究


在现有的刑罚理论中，危险犯理论已是一种十分显见和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危险犯的理论和法律鉴定，危险犯的刑罚理论是否科学等一系列的问题的研究对于危险犯的定罪量刑、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判案，都有着十分大的意义。正确的理论前提是我们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得出正确结论的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为此，本人从危险犯的基本理论问题出发，同时涉及其为完成形态问题，力求陈述各学家之说，综合以述之。

一、危险犯理论透视
谈及危险犯，我们必然涉及到其概念等理论问题。而这，正是法学家争论的一大焦点所在。学界大抵有如下三种观点：
1.第一种观点把危险犯定义为——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为犯罪既遂标志的犯罪。这是我国目前学界和法界的通说。
2.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以危害行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判断危险犯既遂的标准施行为人所实行的危害行为是否达到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
3.第三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实害结果发生，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或者说是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危险结果构成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
本人认为，上述几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国刑法与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的刑法规定不同，此些国家可以认为其刑法分则的规定是以既遂为模式，构成要件其实也就是既遂的要件，行为成立犯罪往往即时成立既遂。他们可以说危险的发生是犯罪的成立条件，也可以认为它是既遂的标志。而我国刑法并未规定对预备犯、未遂犯的处罚只限于分则得特别规定，而是在总则的中规定原则上处罚所有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据此，笔者认为，我国规定罪与罚的分则性条文不是针对犯罪既遂，而是针对犯罪成立的。犯罪成立并不等于犯罪既遂，而是包括预备、未遂、中止等形态。即使是有既、未随之分的故意犯罪，刑法分则也不是以既遂为模式的。我国的刑法分则都是前部分陈述罪状，后部分再是法定形模式。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预备犯、未遂犯原则上都应负刑事责任，把这一精神灌输到分则中，得到的结论是分则中的规定是针对犯罪成立，而不是针对犯罪既遂的。
前述中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危险犯是危险性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的犯罪。而这种定义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危险犯是以危险行为具有造成一定后果的危险性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二是“以危害行为造成客观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任何犯罪都是具有侵害法益危险性的，都可能造成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并不是危险犯的本质特征，可见一种涵义并没有准确划定危险犯的本质特征。而依照第二种含义，危险行为造成了危险状态，犯罪可能成立;若未造成危险，则犯罪不成立，这本来是对的。但是，该论者有指出，判断其既、未遂的标准是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如果未造成危险状态，成立犯罪未遂，这显然是前后相矛盾的。可见第二种观点也不科学。
至于第三种观点，论者认为危险结果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又认为法定危险状态的出现是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如未发生危险状态，则成立未遂。然而这种观点只适合于日本台湾等地区，并不适用于我国犯罪论的体系以及立法的特点。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具备犯罪构成就意味着犯罪的成立，反之，缺乏某已构成要件则犯罪不成立。也正如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犯罪构成要件是成立犯罪的必要条件，而非判定犯罪既遂的条件的结论。可见第二种观点也是不严谨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危险犯定义为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导致了某种特定的危险状态出现为犯罪成立必要条件的犯罪较为科学。它又如下几个优点：
(1)、符合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危险犯以危险的发生为成立条件，即是说，当行为不足以造成危险时，不成立犯罪。
(2)、符合我国的刑罚理论。犯罪构成是在犯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犯罪是怎样成立的，犯罪成立需要哪些法定要件，并不要求回答犯罪形态的问题，也即说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认定行为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危险犯以危险的发生未构成要件，危险不发生则不构成犯罪，这正符合我国的刑罚理论。
(3)、再者，该种定义有利于鼓励犯罪人积极中止犯罪。

二、危险犯和行为犯、结果犯的关系探究
说到危险犯我们会很自然地谈到其出处即为什么要划分危险犯，那也就必然涉及犯罪的划分问题。因此呢我们必然要了解危险犯和行为犯、结果犯的关系问题。
危险犯的概念以上已有论及，而从危险犯和行为犯、结果犯的概念可以看出，要弄清几者关系。首先要弄清犯罪结果的含义。谈到危险结果(又叫危害结果)的含义,学界可谓观点纷呈,莫衷一是.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种观点:
1、第一是指危害社会的的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侵害。
2、第二是指“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
3、第三是指“犯罪行为通过影响犯罪对犯罪客体所造成的法定现实损害及具体危险的事实”
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都能给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或言“一切犯罪行为都必定有其犯罪结果，犯罪结果”。
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犯罪都能给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换言之，“一切犯罪行为都必定有犯罪结果。犯罪结果是每一个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条件，缺少这个条件，犯罪就不能成立。”按照此种观点，一切犯罪都是以犯罪结果为犯罪构成条件的犯罪，即一切犯罪都是结果犯。果真如此，把结果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意义何在呢？可见第一种观点对犯罪结果的定义过宽，此外，它也只是笼统地说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损害，这容易引起犯罪结果与社会危害性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因为社会危害性即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实际上，危害结果虽可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或大小，但并不等于危害本身。前者是行为造成的具体事实，而后者是行为的本质特征。
第二、三种含义的分歧关键在于犯罪结果是否只限于现实的损害。危险犯不是行为犯，而与实害犯同是结果犯，因为危险犯也需要有一定的结果，只是他要求的结果是某种状态而实害犯要求的结果是实际的损害而已。而观点二则认为结果犯仅是实害犯，一样不可取。
我认为，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意造成的是既损害事实。危险犯是以行为导致的危险为构成要件，但并不以实害结果为要件。因而，危险犯不属于结果犯，二是行为犯的一种，即行为犯是危险犯的上位概念，除了危险犯外，行为犯还包括其他形式的行为犯。结果犯仅指实害犯。

三、危险犯的未遂问题
危险犯对于量刑的作用与意义，是危险犯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一旦被认定是危险犯，就可以不要犯罪结果而认定既遂。传统对既、未遂大致有“犯罪目的说”、“犯罪结果说”、“犯罪构成说”。
“目的说”认为未遂或说未得逞是指行为人没有实现其犯罪目的，即犯罪目的的实现与否是既、未遂相区别的主要标志。“结果说”则认为是否造成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是既、未遂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构成说”认为犯罪的行为没有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犯罪构成是否齐备应是犯罪既、未遂的主要标志。然而，上述几种观点的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
1、“目的说”的缺陷在于单纯的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出发，忽视犯罪目的与犯罪结果在本质上相联系、相一致的特点，以致会在犯罪结果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满足了某一犯罪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得出犯罪目的未出现而得出未遂的错误结论。
2、“结果说”又单纯从客观角度出发，忽视了在直接故意中，犯罪结果只有和犯罪目的的性质以及犯罪构成的内容相一致时才具有法律意义的属性，以致脱离主客观相一致的原理，得出凡是出现危害结果都可以认定既遂的错误结论。
3、“构成说”则把犯罪构成看成是可以脱离犯罪目的和犯罪结果而单独存在的单纯行为的法律规定，以致得出即使没有出现为犯罪目的所包容的结果和没有实现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仍然可以构成既遂的错误结论。危险犯的既遂理论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看到的传统的危险犯理论通常被放置于直接服役犯罪之中加以论述的，并被认为他不要求犯罪结果既可构成犯罪既遂。但这种理论始终回避作为直接故意的危险犯的目的所在和危险本身完全有可能导致实害结果发生的客观事实，于是要么把危险状态看成依附于行为，而这种行为一部要求有犯罪结果，要么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犯罪结果，危险犯既遂也是以结果为条件的既遂。笔者认为，诸如破坏交通罪、破坏交通设备罪等所谓的危险犯，同样应受到直接故意犯罪既遂、未遂原理的制约。
综上所述，尽管危险犯等问题学界一直以来就颇有争议，但这更促进我国的法制的研究，对于法律的健全以及法治社会建设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廖纪源 samyaft2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