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内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书出具依据等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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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内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书出具依据等事项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内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书出具依据等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规划[2005]682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计委）、经（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各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国家计划单列市企业集团：
为适应投资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办理内资项目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规划[2003]900号，以下简称900号文）中，有关项目确认书的出具依据和权限等事项必须相应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项目确认书出具依据
对实行审批、核准、备案制的项目，出具确认书时，要分别审核审批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核准制项目的核准文件、备案制项目的备案文件或复印件。其他要审核的材料仍按900号文规定执行。
二、项目确认书的出具权限
（一）国家鼓励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工作，仍按原项目投资管理权限划分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及省级投资主管部门的职责。即按照原项目投资管理权限，限额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办理，限额以下的项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及省级投资主管部门办理。
（二）按照投资体制改革决定精神，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国家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及部分国务院部门不再具有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的职能。依据《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的精神，上述单位今后不再办理国家鼓励的内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事项，其免税确认书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办理。
三、其他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投资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得层层下放和违规出具内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书，尤其是拆分项目、随意扩大鼓励条目的解释范围等。
（二）确认书一经出具，原则上不办理变更。有正当理由必须变更的，应在原确认书执行截止日期前一个月提出申请。
（三）关于国家鼓励的内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的其他要求，仍按900号文规定执行。
（四）对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出台前审批的项目仍按900号文规定执行。
联系电话：68502556 传真：68501657
电子邮件：wangbc@sdpc.gov.cn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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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的价值本质
杨建峰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是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在法学中的独立地位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随之关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探索和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作为一个法学分支，同其它部门法一样，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由于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殊性，其价值目标也和其它法律部门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在这里探讨经济法的价值本质，笔者认为可以遵从这样一种逻辑谈起：价值??利益??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一 “价值”的阐述
“价值”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价值的概念，有多种认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有如下两层涵义：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2、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在这里，笔者认为作第二种解释较好。
“价值”作为客观事物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产生，包括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外在的表现为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即对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这里的物应作哲学范畴理解，即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物，还包括一切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如：正义、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学者认为：“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它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物的价值是基于其根本属性产生的，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可能只会同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建立起价值关系，而且，这些有用的属性，有的会自动暴露于人们面前，为人们感知而满足人们，而有些则不会自动的暴露出来直接展现于人们面前，不能为人们意识到，或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但未能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人们不能主动的和客观物建立起一种价值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该物是否就失去了其价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价值，是否就意味着该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更进一步意味着该物的灭失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离开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源泉。所以，笔者认为：价值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而产生，它外在的表现未一种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
此外，价值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发展了，人们的价值标准或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迟早也要发生变化，而且，作为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社会属性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也造成价值的历史变化。所以，价值还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本不存在永恒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
二 “利益”的阐述
利益是和价值相近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则完全把利益等同于价值，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二者虽意义相近，但与价值相比，利益还是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区别开来。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种关系，建立在人与客观事物之间，这里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利益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所以，笔者认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价值的实现。其次：利益具有实践性，利益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人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作用于客体，同客体建立起价值关系，这时才产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观性，客观事物对主体有无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的主观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会脱离于客观物存在，更不会脱离于主体存在，而且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对性，利益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其外在的表现为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但这种有用性只对有需要的、并通过实践与之建立起价值关系的主体发生作用，并非对所有社会主体都发生作用，只相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所以，笔者认为，利益是客观事物的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是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基于自身某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主动的建立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方式是社会实践。
利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
三 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对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法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法所中介的价值，即法的目的价值，包括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质。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所发挥的一种评价性作用。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学术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法的价值的本质，笔者想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就法的产生来看，法是阶级利益分化的产物，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话，可以说利益是法产生的基础，利益的分化是法产生的前提。而法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所体现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的意志必然要体现和反映该阶级的利益。“法的功能则在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质上也即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统治阶级将法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工具，在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做出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协调各方的利益，维护一定的利益秩序，通过法这一制度来降低执政成本，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同时，法的价值也得以实现。法的诸多目的价值，如正义、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笔者看来，都无一例外的可以视为一种利益，而且它们也正是一种以社会观念形态存在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相应的划入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畴。而正义、公平、秩序、效益等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各种利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即是一种利益，但具体是何种利益，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根据利益冲突的双方、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冲突利益的类型等具体情况考虑。
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多样性、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多样性等这些都决定了利益的多样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也决定了各种利益的必然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在制定、适用、解释法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利益如何评价？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分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那些利益应该让位？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的利益本位问题，或者说法律在调整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时，调节的前提是什么的问题。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法的各目的价值，笔者认为应当做出一定的价值梯度的划分，而且，法的各目的价值是应该具有价值梯度的。如果从法的整体性或抽象性来看，正义、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价值应是平等的，都作为法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为利益调整的工具，其作用体现在“社会失灵”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来发挥其作用的，而且，作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具体发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实现则要靠具体的各部门法来实现，而各部门法，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每一部门法如果都将这些目的价值作为其平等的价值目标而存在的话，则会陷入一种自我纠缠、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笔者建议在各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对象等具体情况对法的目的价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划分，这样有利于目的价值的系统化，有利于各部门法的立法和实施。有学者认为由于不能对法的目的价值足够精确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划分价值梯度。但笔者认为：该论断理由是正确的，但结论却绝对化了。诚然，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正义、秩序、安全等法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但是，无法量化并不意味无法进行比较。在利益冲突没有发生时，冲突双方和利益类型是不确定的，但在具体利益冲突发生时，冲突利益的类型及冲突双方就确定了，这时，作为法的价值本质的利益就可以相对量化进行比较，“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并不是要将其绝对数量化以后才可比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绝对顺序化的书面的1、2、3、4……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所以，价值梯度的确立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指导，不能陷入教条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这种划分，要根据冲突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 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它的价值如法的价值一样有如下三层含义：1、经济法所要表现的价值，即经济法的目的价值，它要表现和促进哪些价值。2、经济法自身的价值，即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价值。3、经济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经济法在其所调整的领域内发生利益冲突时，它所发挥的评价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对经济法价值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二是经济法的体系。
一 经济法产生的背景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重农主义思想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这种要求，人类的利己心促成了变换”，他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没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级的，“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般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来，政府对自由秩序的干预都几乎是有害的，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好像为“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重农主义，把农业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在这几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举行完全竞争，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也就作为一个“夜警政府”，除赋税外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职能，因为他相信，他所统治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几种思想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他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一张“关系之网”，每个人都处在这张网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话。社会经济过度集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垄断大量出现，工人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市场秩序遭到“理性经济人”的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近乎瘫痪状态，这时，充当“守夜人”的政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来只是一种理想，放任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反而对其造 成了破坏，于是，应运而生的凯恩思主义通过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也促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法”也应运而生。所以，从这一时期看，经济法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利益，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它最后所要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 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两大部分。
市场管理法究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而其根源则是市场失灵。它的宗旨在于重现和复制公平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促进和维系市场自由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在于赋予和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权，作为市场管理法核心和基础的市场竞争法很好的承担了这一职能，它的建立旨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禁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为社会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提供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竞争民主。
宏观调控法其本质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和市场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预是间接的，他主要通过一些诸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性的政策来影响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宏观调控可以校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协调市场经济的总体平衡，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护市场经济的宏观秩序，抑制市场主体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到凯恩思的全面干预，走到了今天的自由基础上的干预和干预下的自由相结合，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不是个人利益绝对最大化所能实现的，社会利益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上的利益，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它应当包括经济秩序，社会公德，经济资源与机会的共享，人类文明等各方面。而且，社会利益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人实现其利益的基础，没有社会利益的存在，个人利益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基于社会利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才是自由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其本质又是个人利益，不过它所强调的是每个社会个人的个人利益，是相对于单个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的，具有极强的涵盖性、广泛性和更强的整体性。
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及其体系看，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良好的经济秩序、经济民主、社会公正。1、经济秩序。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主体才能“最自由”的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二、经济民主。经济法通过维护经济秩序，建立良好的经济环境，赋予社会主体平等的、自由的竞争权，机会均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自己的利益。经济法通过国家干预，保证每个社会主体的最大民主，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最大民主。三、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均衡社会财富，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对弱者的利益的保障，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之间的公正。经济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对利益冲突双方进行调整和评价时，无不依据其价值进行，而其价值就其本质来看乃是属于社会利益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本质，乃是社会利益至上。
股份回购制度研究
闫 海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重庆 400031）
[内容摘要]：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资本运营方式与企业经营策略，尤其对于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实践操作中诸多不规范性和回购实务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在对股份回购的功能与价值的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制定与规范股份回购的实施细则或具体操作办法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关 键 词]：股份回购 国有股 公司法
由于市场环境的不规范与市场主体的不成熟，中国证券市场上题材和概念的炒作之风盛行，然则假以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题材、概念，会发现它们中的一些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以云天化、申能股份为代表的“回购概念股”。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重要的金融工具，是国外公司企业经常使用的资本运营手段和经营策略，但是相对于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若干典型个案的出现则是一种金融创新性质的探索与尝试，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旧制度的规避或突破以及新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因此对我国既有相关规范的反思与评价，建构既适应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的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是公司、证券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股份回购的功能分析
股份回购（Stock Repurchase），是指出于特定目的，公司通过一定途径将已发行在外的股份重新购回的行为。对股份回购的功能的正确认识决定了股份回购立法的价值取向。一般认为，在一个成熟资本市场股份回购具有以下功能：
（一）通过股份回购，调整财务杠杆，优化资本结构。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莫迪利安妮（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不相干理论（简称MM定理），但是MM定理是在不考虑的所得税、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效率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影响下推演出的，并不切于现实，因此后人不断放松假设条件予以逐步修正，提出了资本结构平衡理论，即由于债务利息可计入公司成本，而免交所得税，所以与股权融资相比，债务成本较低，较高的资产负债比例可以为公司带来税收庇护利益，然而公司破产风险成本也随资产负债比例的升高而增大，所以在公司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的约束下，欲使公司的融资总成本最小，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最优资本结构是处于边际税收庇护收益等于边际破产风险成本的平衡点。[1]但是公司发展周期和外部环境变化决定公司必须审对度势，动态调整资本结构，与新股发行、举借外债不同，股份回购是一种股本收缩的调整方法，通过减少对外发行股份，提高资产负债率，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二）通过股份回购，调节股票供应量，实现股价的价值回归。股票价格决定于股票内在价值和资本市场因素，通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股市进入低迷状态，持续低迷引发股票抛售，导致股价下跌，流动性减弱的恶性循环，公司在本公司股票严重低估时，积极进行回购：一方面，收购价格传递公司价值的信号，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另一方面减少每股净收益的计算基数，在盈利增长或不变情况下维持或提升每股收益水平和股票价值，减轻经营压力。在市场过度投机的情况下，释放先前回购形成的库藏股进行干预，增加流通股的供应量，减少投机泡沫，使股价回至正常价格，股份回购使虚拟资本价格变动更接近于实物生产过程，使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紧密相联，避免了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
（三）股份回购是公司股利分配的替代手段。股东收益包括股票分红派息收入与股票转让的资本利得收入，一般来说，国家对前者课以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后者课以较低的资本利得税，若公司分派现金股利，则股东不得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公司实行股份回购，股东拥有选择权，具有流动性偏好的股东，转让股票取得现金形态的资本利得，而继续持股的股东由于所持股票的每股盈余提升，使个人财富增加，并且相关的资本利得税递延到股票出售时缴纳，因此基于税收的考虑，公司常以股份回购替代现金红利的分配。
（四）股份回购是实施反收购，维持公司控制权的重要武器。为了维护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通常以股份回购的方式抵御恶意收购。[2]当公司以高于收购者出价的溢价进行股份回购，一方面提醒公司股东注意公司价值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收购方的收购成本，并且通过对外界股东的回购，公司大股东或管理层持股比重相应提高，控制权进一步加强。此外，储备大额现金的公司易受收购者的青睐和袭击，在此情况下，公司将大量现金用于股份回购，可减弱收购者的兴趣，这是反收购策略中的“焦士战术”。
（五）运用股份回购，执行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目标函数的差异，即代理成本，包括经营者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产生的成本以及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矫正偏差仅依靠诸如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等外部约束远远不够，尚需要设计出一套成果分享方案，使职员和管理者的努力与公司财富增大建立相关性，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就是比较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之一。[3]由于新股发行手续繁琐，程序复杂，成本较高，因此解决职工持股计划与股票期权制度的股票来源的较好途径就是股份回购，公司选择适当的时机从股东手里回购本公司股票作为库藏股，依程序交给职工持股会管理或直接作为股票期权奖励给公司管理人员。
（六）基于少数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回购公司股份，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现代公司实行“资本民主”原则，即一股一票，重大事项的表决适用单纯多数或绝对多数决，因此绝对或相对控股的股东，不惜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操纵公司，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少数股东的“以手投票”权利因此受限，法律为平衡双方力量往往赋予其诸如股东诉讼权等权能，但实施成本较高，而股份回购请求权则是股东“以脚投票”的权力强化，[4]重大事项表决时，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少数股东可以要求与公司以公平合理价格回购股份，这样一方面减少公司经营中的磨擦与冲突，降低协调成本，另一方面充分保障了少数股东权益使之免受不公平待遇。
除上述功能外，股份回购还常常运用于公司合并以及上市公司转为非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中，因此股份回购是具有多种功能的资本运作和企业经营的重要手段。
二、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
股份回购的上述功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尽管存在或大或小的施展空间，但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承担着调整股权结构，减持国有股的历史使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股票计划额度管理的原因，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过度集中且不能流通，据 2000年深沪两市A股公司的中报统计，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比例超过50%的公司有498家，占全部1040家公司的47.88%，国有股、国有法人股比例超过75%的公司有40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9.04%，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产生不良影响：1、国有股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而“所有者缺位”以及中小股东监督机制弱化，使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形成“内部人控制”，市场主体异化；2、国有股不能流通形成我国资本市场独有的分割性（股市被人分为成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国有股权冻结和呆滞，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残缺。[5]因此，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历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6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采用国有股存量发行为主，协议转让、国有股配售、定向回购为辅的方案，但是正如许多媒体评论，办法的目的在于筹集社保基金，对国有股减持意义不大，因此后三者应该继续关注。而三者比较而言，国有股回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缓解国有股上市扩容对市场的抛压，有利于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保持股市的平稳发展，另一方面股份回份的参与方之间形成“多赢”的局面：1、对于国有股股东——国有控股公司或集团集团公司，转让国有股权，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进行国有资本战略调整，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变现资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或偿还银行负债，降低金融风险，化解改革中矛盾与问题；2、对于公司，实施股份回购调整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财务杠杆率，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3、对于非国有股东，所持股票的内在价值提高，强化对公司经营的监控，有利于自身权益的保障。
三、股份回购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关于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国际上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采取“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模式，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另一种是规立基于“合法正当的商业目的”的股份回购原则上许可的模式，如美国。我国股份回购立法散见于《公司法》第149条，国务院证券委1997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简称《章程指引》）第24、25条，国务院证券委和国家体改委1994联合颁布的《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简称《必备条款》）的“减资和回购股份”以及“购买公司股份的财务资助”两个章节，尽管规定的比较粗糙，但基本采用“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立法模式，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票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除外”。
股份回购现行规范的模式选择，部分是立法者对股份回购的功能和现实意义缺乏认识，但主要是理论界对股份回购存有疑虑。[6]笔者认为其中观点颇值商榷：1、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混淆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即公司因持有回购的股票，而享有对自己的股东权，导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混同，这种观点过分强调股票的股东权利的表现特征，而忽视其作为有价证券的虚拟性，且相关立法对购回股票的表决权、分红分配权等限制，足以抑制股东权行使；2、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违背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传统大陆法系认为资本三原则有利于保护债权和交易安全，但商务实践中，债权保护的方式是多样的，法定资本制的保障是有限的，且存在公司筹建成本过高与资金闲置的弊端，因此《公司法》修改建议中有学者提议降低注册资本，实行授权资本制；[7]3、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有害与股东平等原则，实际上，程序立法的完善能够保证任何股东享有转让与不转让选择的机会平等，合理的定价机制也可保证股东获得价格公平的权益；4、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中易发生操纵市场和中幕交易等不当行为，但是“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加强股份回购的信息披露，可以确保回购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综上所述，缓和管制，充许公司基于正当的商业目的实行股份回购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公司绩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的模式定位。
（二）股份回购方式以及回购价格
《上市章程》第25条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可以下列方式时行：（1）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2）通过公平交易方式购回；（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情形。目前证券市场的个案基本采取“其他情形”中的协议回购的方式，回购价格等于每股净资产，例如1999年申能股份向其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回购10亿股国有法人股，价格是1999年中报的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值2.51元。原因是回购标的是不流通的国有股，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长期的价格“双轨制”，缺乏市场价格，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1997年第32号文规定，国有股权转让不能低于其净资产。
通过公开交易方式回购是指公司在证券交易场所以类同于任何潜在投资者地位，按照股票市场价格进行回购，其优点是不存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的溢价，但不能实施批量购买，日交易量有限，并且为防止公司借此进行价格操纵和内幕交易，减少对股价的非正常影响，要求证券监管当局对交易的价格、时间、数量等，予以严格监管。
向全体股东发出回购要约是指向全体股东提供出售股票的均等机会，以既定价格发出回购要约，国外的两种要约回购颇值立法借鉴：1、固定价格要约，即公司在特定时间发出以固定价格，回购固定数量股票的要约，如果回购数量不足时，取消回购计划或延长要约有效期，如果股东提供股票数量超过要约数量，则企业可决定全部或部分购买超数量部分，但并没有必为义务，此种方式产生的市场价格的溢价通常被市场认为是积极的信号，但回购要约执行成本过高；2、荷兰式拍卖回购（Dutch Auction），源于荷兰花卉拍卖所使用的系统方法，即公司确立回购价格范围和计划回购数量，而后股东选择价格范围内某一特定价格投标，公司汇集所有有效投保的数量和价格，根据计划回购量确立最低回购价格。[8]此种方式回购溢价低，选择性大，为广泛采用。
（三）股份回购的支付手段与资金来源
股份回购的支付手段并无相关明文规定，但一般采用现金支付。但是回购股票的大量的现金需求限制回购主体范围，且回购使营运资金耗费，也将影响未来的经营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拓宽回购支付手段，例如：国有股大都是公司成立时由实物折股而成，回购非流通的国有股，支付手段可相应地多样化，除现金外，还可以实物、无形资产折价，这样一方面缓解回购带来的现金压力，另一方面回购与资产剥离相结合，提高公司资产整体质量。此外，国外股份回购还有一种交换要约的支付方式，既公司发行优先股或债券作为回购股份的等价支付手段，此种方式兼顾了股份回购的调整资本结构的功能，应为我国立法采鉴。
关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仅有《必备条款》相关规定可能参照，即回购股份的款项应当从公司可分配利润和以购回旧股而发行的新股所得中支付，但不得减损公司资本。此项股份回购资金来源的规定意在保护公司债权安全以及平衡不同类别股东之间利益，也与国外相关立法一致，应为新的股份回购立法延续。[9]
（四）库藏股问题
库藏股是指公司股份回购后并不立即注销，而是留于特定账户的股份。我国《公司法》第149条第2款规定，“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10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并公告”。因此，我国立法上不承认库藏股的存在，但是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建立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股份，因此股份回购立法中应补充、完善库藏股的相关规定，当然为避免公司与股东的角色混同，对库藏股的权利加以必要限制，它不应具有投票权、收益分配权、优先认股权、资产清偿权以及相关义务。再次，因为库藏股不是资产，涉及库藏股的业务只能引起股东权益的增减，而不能创造收益或带来损失，因此库藏股的会计制度的规范也是重要的内容。[10]
（五）股份回购程序
我国股份回购的法律规范仅有原则性规定且局限于回购理由和方式，欠缺具体的操作规则。程序是保证股份回购有序、高效进行的关键，通常而言，股份回购会对公司利害关系人以及证券市场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回购一般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绝对多数通过，并报经证监会批准，涉及国有股转让应获取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而且发生在合并、减资情况下的股份回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关于合并、减资程序之规定。另外，股份回购程序立法还应包含保护债权人与强制信息披露的规范。
股份回购导致资本收缩或营运资金减少，偿债能力削弱，会危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应参照《公司法》第184、186条之规定，要求公司及时将回购事宜知会债权人，并应债权人要求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等措施后，才能正式启动股份回购。
为避免股份回购成为公司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的工具，应在回购全程进行真实、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内容包括回购的真实目的、回购价格的确认、回购支付方式以及资金来源等，回购成功后，应对现有股权结构、库藏股等内容予以公告。
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的动力来自于其规管对象的活跃，中国证券市场日益增多的股份回购案例，使已制订若干年的纸上条文变得生动，也凸显其简陋与滞后，立足我国国情，借签国际先进经验，制定《股份回购守则》等相关规范是制度对来自于金融创新的积极回应，也是资本市场规范运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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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峰
经济法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是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在法学中的独立地位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随之关于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探索和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作为一个法学分支，同其它部门法一样，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由于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殊性，其价值目标也和其它法律部门有一定的差异存在。在这里探讨经济法的价值本质，笔者认为可以遵从这样一种逻辑谈起：价值??利益??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一 “价值”的阐述
“价值”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价值的概念，有多种认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有如下两层涵义：1、是指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2、是指客观事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在这里，笔者认为作第二种解释较好。
“价值”作为客观事物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产生，包括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外在的表现为物的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即对人有用的、有利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东西。这里的物应作哲学范畴理解，即其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物，还包括一切社会观念性的东西，如：正义、秩序、平等、安全等。有学者认为：“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它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物的价值是基于其根本属性产生的，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可能只会同其中一个或几个方面建立起价值关系，而且，这些有用的属性，有的会自动暴露于人们面前，为人们感知而满足人们，而有些则不会自动的暴露出来直接展现于人们面前，不能为人们意识到，或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但未能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人们不能主动的和客观物建立起一种价值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该物是否就失去了其价值的存在？如果失去了价值，是否就意味着该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不存在了呢？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更进一步意味着该物的灭失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它离开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和源泉。所以，笔者认为：价值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基于物的根本属性而产生，它外在的表现未一种有用性或具体的积极作用。
此外，价值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它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发展了，人们的价值标准或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迟早也要发生变化，而且，作为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社会属性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也造成价值的历史变化。所以，价值还是一个历史范畴，根本不存在永恒的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
二 “利益”的阐述
利益是和价值相近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则完全把利益等同于价值，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二者虽意义相近，但与价值相比，利益还是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依然可以区别开来。首先：利益表征的是一种关系，建立在人与客观事物之间，这里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利益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所以，笔者认为利益就是一定程度上物的价值的实现。其次：利益具有实践性，利益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是通过人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人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作用于客体，同客体建立起价值关系，这时才产生利益。第三：利益具有主观性，客观事物对主体有无利益、利益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的主观需要，及需要程度的大小。利益不会脱离于客观物存在，更不会脱离于主体存在，而且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没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最后：利益具有相对性，利益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其外在的表现为一种有用性或积极作用，但这种有用性只对有需要的、并通过实践与之建立起价值关系的主体发生作用，并非对所有社会主体都发生作用，只相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所以，笔者认为，利益是客观事物的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是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基于自身某种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主动的建立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客观事物的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人的需要，产生的方式是社会实践。
利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
三 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对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法所要实现的价值，也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法所中介的价值，即法的目的价值，包括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安全等。2、法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指法律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值得肯定的或“好”的品质。3、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所发挥的一种评价性作用。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学术界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法的价值的本质，笔者想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就法的产生来看，法是阶级利益分化的产物，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话，可以说利益是法产生的基础，利益的分化是法产生的前提。而法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它所体现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的意志必然要体现和反映该阶级的利益。“法的功能则在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质上也即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统治阶级将法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工具，在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做出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界定和利益分配，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协调各方的利益，维护一定的利益秩序，通过法这一制度来降低执政成本，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其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利益界定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同时，法的价值也得以实现。法的诸多目的价值，如正义、平等、秩序、安全、效益等，在笔者看来，都无一例外的可以视为一种利益，而且它们也正是一种以社会观念形态存在的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相应的划入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范畴。而正义、公平、秩序、效益等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各种利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和表象而已。所以，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即是一种利益，但具体是何种利益，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根据利益冲突的双方、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冲突利益的类型等具体情况考虑。
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体的多样性、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多样性等这些都决定了利益的多样性，更造成了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也决定了各种利益的必然冲突，而且，这些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如何取舍，取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舍何方利益或何种利益；在制定、适用、解释法律时，必然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利益如何评价？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分量？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那些利益应该让位？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的利益本位问题，或者说法律在调整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时，调节的前提是什么的问题。
不同的法律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之上的。因此，对于法的各目的价值，笔者认为应当做出一定的价值梯度的划分，而且，法的各目的价值是应该具有价值梯度的。如果从法的整体性或抽象性来看，正义、平等、秩序、效益等各法的目的价值应是平等的，都作为法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地位平等的相互依存，但法作为利益调整的工具，其作用体现在“社会失灵”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来发挥其作用的，而且，作为抽象概念上的法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具体发生作用的，它的作用的实现则要靠具体的各部门法来实现，而各部门法，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每一部门法如果都将这些目的价值作为其平等的价值目标而存在的话，则会陷入一种自我纠缠、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所以，笔者建议在各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对象等具体情况对法的目的价值做出一定梯度的划分，这样有利于目的价值的系统化，有利于各部门法的立法和实施。有学者认为由于不能对法的目的价值足够精确的量化，因而不能建立和划分价值梯度。但笔者认为：该论断理由是正确的，但结论却绝对化了。诚然，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正义、秩序、安全等法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但是，无法量化并不意味无法进行比较。在利益冲突没有发生时，冲突双方和利益类型是不确定的，但在具体利益冲突发生时，冲突利益的类型及冲突双方就确定了，这时，作为法的价值本质的利益就可以相对量化进行比较，“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并不是要将其绝对数量化以后才可比较。也并不是要拿出一套绝对顺序化的书面的1、2、3、4……的东西来展示给大家。所以，价值梯度的确立应作为一种原则性的指导，不能陷入教条之中，更不能死搬硬套，而且，这种划分，要根据冲突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切忌“一刀切”。
四 经济法的价值及价值本质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它的价值如法的价值一样有如下三层含义：1、经济法所要表现的价值，即经济法的目的价值，它要表现和促进哪些价值。2、经济法自身的价值，即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本身的特殊价值。3、经济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即经济法在其所调整的领域内发生利益冲突时，它所发挥的评价作用如何界定各方利益。
对经济法价值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二是经济法的体系。
一 经济法产生的背景
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社会，社会的每个主体在经济生活中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重农主义思想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亚当·斯密基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是人的天性，凡是人都有这种要求，人类的利己心促成了变换”，他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而没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追求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级的，“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般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在斯密看来，政府对自由秩序的干预都几乎是有害的，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他们好像为“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的重农主义，把农业中的“自然秩序”推崇到了整个社会领域，崇尚“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真正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在这几种思想的影响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举行完全竞争，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生活完全放任，相信其可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也就作为一个“夜警政府”，除赋税外不再承担任何经济职能，因为他相信，他所统治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这几种思想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们犯了一个共性的错误，他们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绝对独立的个体，而社会是一张“关系之网”，每个人都处在这张网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个人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自然秩序”的神话。社会经济过度集中，各种形式的经济垄断大量出现，工人大量失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市场秩序遭到“理性经济人”的严重破坏，整个社会处于近乎瘫痪状态，这时，充当“守夜人”的政府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然秩序”原来只是一种理想，放任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反而对其造 成了破坏，于是，应运而生的凯恩思主义通过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不仅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也促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诞生。同时资本主义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经济法”也应运而生。所以，从这一时期看，经济法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利益，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能，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它最后所要维护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 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门类齐全的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管理和宏观调控两大部分。
市场管理法究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而其根源则是市场失灵。它的宗旨在于重现和复制公平的市场交易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促进和维系市场自由竞争，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的在于赋予和保障市场自由竞争权，作为市场管理法核心和基础的市场竞争法很好的承担了这一职能，它的建立旨在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通过禁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为社会各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提供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实现竞争民主。
宏观调控法其本质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法律手段，和市场管理法不同的是他的干预是间接的，他主要通过一些诸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性的政策来影响市场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流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宏观调控可以校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协调市场经济的总体平衡，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态势，维护市场经济的宏观秩序，抑制市场主体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到凯恩思的全面干预，走到了今天的自由基础上的干预和干预下的自由相结合，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不是个人利益绝对最大化所能实现的，社会利益也不再局限于经济上的利益，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它应当包括经济秩序，社会公德，经济资源与机会的共享，人类文明等各方面。而且，社会利益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人实现其利益的基础，没有社会利益的存在，个人利益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基于社会利益，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才是自由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其本质又是个人利益，不过它所强调的是每个社会个人的个人利益，是相对于单个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的，具有极强的涵盖性、广泛性和更强的整体性。
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及其体系看，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良好的经济秩序、经济民主、社会公正。1、经济秩序。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主体才能“最自由”的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二、经济民主。经济法通过维护经济秩序，建立良好的经济环境，赋予社会主体平等的、自由的竞争权，机会均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自己的利益。经济法通过国家干预，保证每个社会主体的最大民主，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最大民主。三、社会公平。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均衡社会财富，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对弱者的利益的保障，通过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之间的公正。经济法作为一种工具，在对利益冲突双方进行调整和评价时，无不依据其价值进行，而其价值就其本质来看乃是属于社会利益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本质，乃是社会利益至上。
股份回购制度研究
闫 海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重庆 400031）
[内容摘要]：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资本运营方式与企业经营策略，尤其对于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实践操作中诸多不规范性和回购实务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在对股份回购的功能与价值的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制定与规范股份回购的实施细则或具体操作办法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关 键 词]：股份回购 国有股 公司法
由于市场环境的不规范与市场主体的不成熟，中国证券市场上题材和概念的炒作之风盛行，然则假以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题材、概念，会发现它们中的一些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以云天化、申能股份为代表的“回购概念股”。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重要的金融工具，是国外公司企业经常使用的资本运营手段和经营策略，但是相对于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若干典型个案的出现则是一种金融创新性质的探索与尝试，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旧制度的规避或突破以及新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因此对我国既有相关规范的反思与评价，建构既适应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的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是公司、证券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股份回购的功能分析
股份回购（Stock Repurchase），是指出于特定目的，公司通过一定途径将已发行在外的股份重新购回的行为。对股份回购的功能的正确认识决定了股份回购立法的价值取向。一般认为，在一个成熟资本市场股份回购具有以下功能：
（一）通过股份回购，调整财务杠杆，优化资本结构。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莫迪利安妮（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不相干理论（简称MM定理），但是MM定理是在不考虑的所得税、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效率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影响下推演出的，并不切于现实，因此后人不断放松假设条件予以逐步修正，提出了资本结构平衡理论，即由于债务利息可计入公司成本，而免交所得税，所以与股权融资相比，债务成本较低，较高的资产负债比例可以为公司带来税收庇护利益，然而公司破产风险成本也随资产负债比例的升高而增大，所以在公司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的约束下，欲使公司的融资总成本最小，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最优资本结构是处于边际税收庇护收益等于边际破产风险成本的平衡点。[1]但是公司发展周期和外部环境变化决定公司必须审对度势，动态调整资本结构，与新股发行、举借外债不同，股份回购是一种股本收缩的调整方法，通过减少对外发行股份，提高资产负债率，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二）通过股份回购，调节股票供应量，实现股价的价值回归。股票价格决定于股票内在价值和资本市场因素，通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股市进入低迷状态，持续低迷引发股票抛售，导致股价下跌，流动性减弱的恶性循环，公司在本公司股票严重低估时，积极进行回购：一方面，收购价格传递公司价值的信号，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另一方面减少每股净收益的计算基数，在盈利增长或不变情况下维持或提升每股收益水平和股票价值，减轻经营压力。在市场过度投机的情况下，释放先前回购形成的库藏股进行干预，增加流通股的供应量，减少投机泡沫，使股价回至正常价格，股份回购使虚拟资本价格变动更接近于实物生产过程，使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紧密相联，避免了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
（三）股份回购是公司股利分配的替代手段。股东收益包括股票分红派息收入与股票转让的资本利得收入，一般来说，国家对前者课以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后者课以较低的资本利得税，若公司分派现金股利，则股东不得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公司实行股份回购，股东拥有选择权，具有流动性偏好的股东，转让股票取得现金形态的资本利得，而继续持股的股东由于所持股票的每股盈余提升，使个人财富增加，并且相关的资本利得税递延到股票出售时缴纳，因此基于税收的考虑，公司常以股份回购替代现金红利的分配。
（四）股份回购是实施反收购，维持公司控制权的重要武器。为了维护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通常以股份回购的方式抵御恶意收购。[2]当公司以高于收购者出价的溢价进行股份回购，一方面提醒公司股东注意公司价值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收购方的收购成本，并且通过对外界股东的回购，公司大股东或管理层持股比重相应提高，控制权进一步加强。此外，储备大额现金的公司易受收购者的青睐和袭击，在此情况下，公司将大量现金用于股份回购，可减弱收购者的兴趣，这是反收购策略中的“焦士战术”。
（五）运用股份回购，执行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目标函数的差异，即代理成本，包括经营者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产生的成本以及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矫正偏差仅依靠诸如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等外部约束远远不够，尚需要设计出一套成果分享方案，使职员和管理者的努力与公司财富增大建立相关性，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就是比较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之一。[3]由于新股发行手续繁琐，程序复杂，成本较高，因此解决职工持股计划与股票期权制度的股票来源的较好途径就是股份回购，公司选择适当的时机从股东手里回购本公司股票作为库藏股，依程序交给职工持股会管理或直接作为股票期权奖励给公司管理人员。
（六）基于少数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回购公司股份，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现代公司实行“资本民主”原则，即一股一票，重大事项的表决适用单纯多数或绝对多数决，因此绝对或相对控股的股东，不惜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操纵公司，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少数股东的“以手投票”权利因此受限，法律为平衡双方力量往往赋予其诸如股东诉讼权等权能，但实施成本较高，而股份回购请求权则是股东“以脚投票”的权力强化，[4]重大事项表决时，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少数股东可以要求与公司以公平合理价格回购股份，这样一方面减少公司经营中的磨擦与冲突，降低协调成本，另一方面充分保障了少数股东权益使之免受不公平待遇。
除上述功能外，股份回购还常常运用于公司合并以及上市公司转为非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中，因此股份回购是具有多种功能的资本运作和企业经营的重要手段。
二、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
股份回购的上述功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尽管存在或大或小的施展空间，但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承担着调整股权结构，减持国有股的历史使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股票计划额度管理的原因，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过度集中且不能流通，据 2000年深沪两市A股公司的中报统计，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比例超过50%的公司有498家，占全部1040家公司的47.88%，国有股、国有法人股比例超过75%的公司有40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9.04%，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产生不良影响：1、国有股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而“所有者缺位”以及中小股东监督机制弱化，使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形成“内部人控制”，市场主体异化；2、国有股不能流通形成我国资本市场独有的分割性（股市被人分为成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国有股权冻结和呆滞，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残缺。[5]因此，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历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6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采用国有股存量发行为主，协议转让、国有股配售、定向回购为辅的方案，但是正如许多媒体评论，办法的目的在于筹集社保基金，对国有股减持意义不大，因此后三者应该继续关注。而三者比较而言，国有股回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缓解国有股上市扩容对市场的抛压，有利于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保持股市的平稳发展，另一方面股份回份的参与方之间形成“多赢”的局面：1、对于国有股股东——国有控股公司或集团集团公司，转让国有股权，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进行国有资本战略调整，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变现资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或偿还银行负债，降低金融风险，化解改革中矛盾与问题；2、对于公司，实施股份回购调整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财务杠杆率，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3、对于非国有股东，所持股票的内在价值提高，强化对公司经营的监控，有利于自身权益的保障。
三、股份回购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关于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国际上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采取“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模式，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另一种是规立基于“合法正当的商业目的”的股份回购原则上许可的模式，如美国。我国股份回购立法散见于《公司法》第149条，国务院证券委1997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简称《章程指引》）第24、25条，国务院证券委和国家体改委1994联合颁布的《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简称《必备条款》）的“减资和回购股份”以及“购买公司股份的财务资助”两个章节，尽管规定的比较粗糙，但基本采用“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立法模式，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票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除外”。
股份回购现行规范的模式选择，部分是立法者对股份回购的功能和现实意义缺乏认识，但主要是理论界对股份回购存有疑虑。[6]笔者认为其中观点颇值商榷：1、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混淆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即公司因持有回购的股票，而享有对自己的股东权，导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混同，这种观点过分强调股票的股东权利的表现特征，而忽视其作为有价证券的虚拟性，且相关立法对购回股票的表决权、分红分配权等限制，足以抑制股东权行使；2、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违背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传统大陆法系认为资本三原则有利于保护债权和交易安全，但商务实践中，债权保护的方式是多样的，法定资本制的保障是有限的，且存在公司筹建成本过高与资金闲置的弊端，因此《公司法》修改建议中有学者提议降低注册资本，实行授权资本制；[7]3、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有害与股东平等原则，实际上，程序立法的完善能够保证任何股东享有转让与不转让选择的机会平等，合理的定价机制也可保证股东获得价格公平的权益；4、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中易发生操纵市场和中幕交易等不当行为，但是“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加强股份回购的信息披露，可以确保回购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综上所述，缓和管制，充许公司基于正当的商业目的实行股份回购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公司绩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的模式定位。
（二）股份回购方式以及回购价格
《上市章程》第25条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可以下列方式时行：（1）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2）通过公平交易方式购回；（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情形。目前证券市场的个案基本采取“其他情形”中的协议回购的方式，回购价格等于每股净资产，例如1999年申能股份向其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回购10亿股国有法人股，价格是1999年中报的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值2.51元。原因是回购标的是不流通的国有股，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长期的价格“双轨制”，缺乏市场价格，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1997年第32号文规定，国有股权转让不能低于其净资产。
通过公开交易方式回购是指公司在证券交易场所以类同于任何潜在投资者地位，按照股票市场价格进行回购，其优点是不存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的溢价，但不能实施批量购买，日交易量有限，并且为防止公司借此进行价格操纵和内幕交易，减少对股价的非正常影响，要求证券监管当局对交易的价格、时间、数量等，予以严格监管。
向全体股东发出回购要约是指向全体股东提供出售股票的均等机会，以既定价格发出回购要约，国外的两种要约回购颇值立法借鉴：1、固定价格要约，即公司在特定时间发出以固定价格，回购固定数量股票的要约，如果回购数量不足时，取消回购计划或延长要约有效期，如果股东提供股票数量超过要约数量，则企业可决定全部或部分购买超数量部分，但并没有必为义务，此种方式产生的市场价格的溢价通常被市场认为是积极的信号，但回购要约执行成本过高；2、荷兰式拍卖回购（Dutch Auction），源于荷兰花卉拍卖所使用的系统方法，即公司确立回购价格范围和计划回购数量，而后股东选择价格范围内某一特定价格投标，公司汇集所有有效投保的数量和价格，根据计划回购量确立最低回购价格。[8]此种方式回购溢价低，选择性大，为广泛采用。
（三）股份回购的支付手段与资金来源
股份回购的支付手段并无相关明文规定，但一般采用现金支付。但是回购股票的大量的现金需求限制回购主体范围，且回购使营运资金耗费，也将影响未来的经营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拓宽回购支付手段，例如：国有股大都是公司成立时由实物折股而成，回购非流通的国有股，支付手段可相应地多样化，除现金外，还可以实物、无形资产折价，这样一方面缓解回购带来的现金压力，另一方面回购与资产剥离相结合，提高公司资产整体质量。此外，国外股份回购还有一种交换要约的支付方式，既公司发行优先股或债券作为回购股份的等价支付手段，此种方式兼顾了股份回购的调整资本结构的功能，应为我国立法采鉴。
关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仅有《必备条款》相关规定可能参照，即回购股份的款项应当从公司可分配利润和以购回旧股而发行的新股所得中支付，但不得减损公司资本。此项股份回购资金来源的规定意在保护公司债权安全以及平衡不同类别股东之间利益，也与国外相关立法一致，应为新的股份回购立法延续。[9]
（四）库藏股问题
库藏股是指公司股份回购后并不立即注销，而是留于特定账户的股份。我国《公司法》第149条第2款规定，“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10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并公告”。因此，我国立法上不承认库藏股的存在，但是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建立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股份，因此股份回购立法中应补充、完善库藏股的相关规定，当然为避免公司与股东的角色混同，对库藏股的权利加以必要限制，它不应具有投票权、收益分配权、优先认股权、资产清偿权以及相关义务。再次，因为库藏股不是资产，涉及库藏股的业务只能引起股东权益的增减，而不能创造收益或带来损失，因此库藏股的会计制度的规范也是重要的内容。[10]
（五）股份回购程序
我国股份回购的法律规范仅有原则性规定且局限于回购理由和方式，欠缺具体的操作规则。程序是保证股份回购有序、高效进行的关键，通常而言，股份回购会对公司利害关系人以及证券市场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回购一般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绝对多数通过，并报经证监会批准，涉及国有股转让应获取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而且发生在合并、减资情况下的股份回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关于合并、减资程序之规定。另外，股份回购程序立法还应包含保护债权人与强制信息披露的规范。
股份回购导致资本收缩或营运资金减少，偿债能力削弱，会危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应参照《公司法》第184、186条之规定，要求公司及时将回购事宜知会债权人，并应债权人要求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等措施后，才能正式启动股份回购。
为避免股份回购成为公司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的工具，应在回购全程进行真实、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内容包括回购的真实目的、回购价格的确认、回购支付方式以及资金来源等，回购成功后，应对现有股权结构、库藏股等内容予以公告。
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的动力来自于其规管对象的活跃，中国证券市场日益增多的股份回购案例，使已制订若干年的纸上条文变得生动，也凸显其简陋与滞后，立足我国国情，借签国际先进经验，制定《股份回购守则》等相关规范是制度对来自于金融创新的积极回应，也是资本市场规范运作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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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PP323—325．
[7] 王保树．公司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N]．法制日报，2000-6-25（７）．
[8] [美]詹姻斯·范霍恩、约翰·瓦霍维奇．前揭书．P559．
[9] 李华．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研究[A]．中德商法研究——第三届费彝民法学论坛文集[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PP155—177．
[10] 唐德华．股份公司设立与内部运作法律制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P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