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集体合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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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


宜春市中心城市规划区村民建房规划管理暂行办法

20031202 宜春市人民政府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宜春市中心城规划区村民建房的规划管理，保障城市总体规划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中心城规划区内的村民建造私房，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在中心城规划区内，禁止城镇居民建造私房，严格控制本地村民建私房。中心城区以外的农村村民不得在中心城区内建造私房。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宜春市中心城规划区。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规划区总面积约180平方公里，包括：
中心城区：为2020年规划建成区，东至袁河-新坊河，北至沪瑞高速公路，西至320国道以西500米，南至榨山，面积约72平方公里；
中心城规划控制区（含中心城区）：东至渥江的石背、湾下水库及下浦与彬江的交界线；南至下浦街道办事处的三五水库，南庙的邮桥、十亩里，湖田的下鸟山一线；西至湖田的刘家下、双塘、樟树，官园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边界一线；北至官园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边界，渥江的罗家坊、罗家里、石背一线，面积约141平方公里；
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至渥江的罗家坊，南至沪瑞高速公路，西至三阳的国家塘、蕉西，北至三阳的石岭布，面积约14平方公里。
温汤规划控制区：东至安山下、茶树坪、烟埠一线；南至张家坊、高陂头、里田一线；西至东林、下青元、社埠一线；北至雷公冲、学鸣冲一线，面积约25平方公里。
第五条　中心城区村民新村的选址、规划，由乡级政府（镇、场、街办）负责编制；由袁州区政府审核后报市规划局审批；报建由市规划局审批。
中心城区以外的其它规划区村民新村选址、规划，由市规划局审批；报建由袁州区政府审批，报市规划局备案、发证。
经济技术开发区村民建房按有关规定办理。
二、规 划 选 址
第六条　村民建房必须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配套、统一管理"的原则，集中成片建设村民新村。禁止见缝插针，零星建设。
第七条　村民新村选址要求：
1、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得破坏生态环境；
2、不得影响城市规划的道路、广场、公共设施等的建设；
3、不得妨碍城市的近期建设；
4、规划主干道两侧100米范围内，次干道50米范围内不准建村民私房。
第八条　村民新村选址确定后必须编制详细规划。详细规划要科学、可行，要符合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配套建设的原则。详细规划未通过审批的村民新村不得批准建房。
第九条　村民新村选址按下列程序办理：
1、选址。市规划局会同袁州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共同到实地踏勘，由市规划局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及当地的实际情况选定位置，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2、规划设计。按照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要求，街道（乡、场）聘请有资质的设计部门对用地进行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
3、办证。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完成后，经市规划局审查同意，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此作为安排村民建房、报批土地手续的依据。
三、建 房 管 理
第十条　村民新村的建房管理以街道（乡、场）为主体实施。村民向本地街道（乡、场）申请建房，由街道（乡、场）审查后按第五条规定统一上报审批；新村的配套设施也由街道（乡、场）负责建设。
第十一条　在中心城区内，允许人均拥有2分地以上的有地农民，在市规划局选定的村民点内，以户为单位、以联合、联排、合作的形式建造公寓式楼房。人均少于2分地的农民，不得在中心城区内建造私房，确实要建的，只能在中心城区以外的规划村民新村内建造。
第十二条　各村组、街道（乡、场）必须及时将本辖区村民建房的条件、要求、程序以及申请人状况、初步审查结果予以公示，接受村民监督，禁止暗箱操作。村民建房位置应按照竞价择位的原则公开确定，筹措的资金全部用于新村配套设施建设。
第十三条　每户村民只能有一处宅基地。村民新建住房后，原有宅基地收回，住房必须无条件自行拆除。
第十四条　凡出卖、出租、闲置住房或将住房改变使用性质，无论是否分户，均不得批准建房。
第十五条　村民建房每户用地面积不得超过12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得超过300平方米。
第十六条　村民建房实行集中审批制，每季度审批一次。
第十七条　中心城区范围内村民建房按下列程序审批：
1、受理。村民向当地村组、街道（乡、场）提出建房申请，经袁州区政府审核同意，由街道（乡、场）收集户籍证明、现有住房条件等材料，按照审定的详细规划要求及竞价择位情况，安排其建房位置，报市规划局审定；
2、办用地许可证。土管部门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房户具体建房位置，为建房户办理建设用地手续；
3、办规划许可证。按照规划要求，建房户选择图集或请设计单位设计图纸，经市规划局审定，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办施工许可证。由市建设局审查施工图纸等材料，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5、放线。市规划局会同街道（乡、场）共同到现场实地放线；
6、规划验收。房屋竣工，房前屋后的基本配套设施已经完成，原有住房也已经按规定拆除，由市规划局会同街道（乡、场）分批进行规划验收，合格的颁发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作为办理房屋产权证的依据之一。
第十八条　中心城区以外的其它规划区村民建房的报建，由袁州区政府参照以上程序审批后，报市规划局备案、发证。
第十九条　中心城区村民建房，由市规划局按建筑面积15元/平方米代收新村配套设施建设费，所收费用，按照新村配套设施建设进度，分期拨付给街道（乡、场）。
四、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条　村民新建住宅，不按规定拆除原有住房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按有关规定强行拆除。
第二十一条　村民违章建房按《宜春市城市规划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处罚，依下列程序查处：
1、中心城区以内村民违章建房，村委会、街道（乡、场）应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并且及时报告市城管局、规划局，由市城管局按法定程序处理。
2、中心城区以外其它规划区的村民违章建房，由市城管局委托袁州区政府负责查处，同时报市城管局、规划局备案。
第二十二条　各有关部门要协调一致，共同加强村民建房的管理，凡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相关责任人及领导要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市规划局必须严格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及强制性条文等技术规范的要求，依据本办法的规定对村民建房进行审批，违反规定审批的，批准文件无效，由市城管局责令限期改正，并由其行政主管部门对有关当事人要给予严肃处理。
第二十四条　市城管支队要加强违章建筑查处力度，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建立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种违章行为，对违章建筑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报告、早处理，杜绝违章建筑的大面积蔓延，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处罚决定。对没有认真巡查，没有及时发现违章建房的，由市城管局对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对查处不力，知情不报、瞒报、漏报的当事人，市城管局要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袁州区及有关街道（乡、场）必须认真做好本辖区村民建房的组织管理工作，严格按照规划审批要求，安排、管理好村民建房。如有擅自调整规划，不按规划要求建设的，对街道（乡、场）要处以30元/平方米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各街道（乡、场）必须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制止辖区的违章建筑，积极配合城管监察支队对违章建筑进行处理。对于乡、镇、场管理失职，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违章建筑的，由袁州区政府责成乡、镇、场负责做好违章人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行拆除或主动接受处理。凡有弄虚作假，敷衍了事，对违章建筑知情不报，甚至有意隐瞒，一经发现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及领导责任。
五、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规划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3年12月12日印发


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的正式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家机关无责任的状态，确立了国家侵权赔偿制度，公民的合法权益因国家侵权获得赔偿具有了法律依据。然而，该法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加以规定，许多案件的受害人仅能依据该法获得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精神损害却得不到丝毫的抚慰，这使得《国家赔偿法》的处境甚为尴尬。现实生活中诸如“麻旦旦案”、“孙志刚案”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情况比比皆是。所幸的是《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已于2010年4月29日通过，在新的《国家赔偿法》中明确规定了因国家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个巨大的立法进步。在国家赔偿中确认精神损害赔偿，是借助物质手段达到精神抚慰的目的，体现的既是立法对公民人格价值的尊重和保护，也是国家责任的法律归位与担当。
　　　关于如何在《国家赔偿法》中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关专家提出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增设条款，扩大其赔偿的范围，就构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数额及赔偿金支付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二是参照日本、韩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模式，规定“除依本法规定，适用民法有关规定”的准用条款，要求依照有关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处理。笔者认为因民法与国家赔偿法存在一系列理论和原则的差异，上述第二种观点看似简单，却很难实现，因此更倾向于第一种建议，就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应在借鉴民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此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正也是按照上述第一种方案来对有关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进行完善的，其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法》的此次修正正式纳入了精神损害赔偿，确立了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这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民主社会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是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内在要求，是宪法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在国家赔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是我们国家建立有限政府的必然选择，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予以国家赔偿，弥补其精神痛苦和损失，有助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构建。
　　　令人遗憾的是，国家赔偿法关于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仅规定了国家侵权领域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条件以及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形式，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原则、具体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确定以及确定标准、支付方式却规定不足，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对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以期对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构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要确立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原则。这是作为国家赔偿制度之一部分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必然要求。在国外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种：（1）酌定原则。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立法并不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定处理，英美法系国家通用此法。（2）比例赔偿原则。通过确定与有关医疗费的一定比例而使痛苦和遭遇赔偿的数额标准化。德国、秘鲁等国用此法。（3）标准赔偿原则。确定每日赔偿标准。如丹麦法院判决每日赔偿标准为住院的25丹麦马克，不住院的为10丹麦马克。（4）固定赔偿原则。日本，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制定各种精神损害的固定的抚慰金赔偿表格，只需查表即可确定。（5）限额赔偿原则。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法官可在最高限额下酌定具体数额。
　　　笔者认为，我国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时候除了要参照和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外，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针对精神损害的特点，建构起一些指导性的原则:
　　　1、抚慰为主、补偿为辅。这一原则是由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通过财产补偿来缓和或解除受害人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对受害人起到抚慰的作用，进而起到对权利主体合法权利加以保护的目的。[21]这一原则说明，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法律救济中的主要目的，更不是唯一方式。我国著名法学家佟柔教授就指出：“对于人格权受到侵害的主体来说，赔偿损失毕竟只是一种辅助性质的补偿手段，更重要的是保护并恢复其人格权”。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损害赔偿等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司法实践中，应视具体情况，首先考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责任形式，如果能通过这三种责任形式使受害人精神损害得到恢复或者对于没有造成精神损害后果的，或精神损害非常轻的，则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2、受害人诉请原则。精神损害作为一种心理创痛,受害人最清楚损害的程度,也有最终的处分权,如果受害人不主动提出赔偿要求,国家机关一般也无法了解损害的存在或者轻重。那种认为国家侵权行为产生时国家应主动赔偿的主张,将使国家机关在断定精神损害赔偿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缺乏诉请的精神赔偿,必将是无的放矢,但该项原则并不否认在特定赔偿案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义务适当提醒受害人,以帮助其确定赔偿请求。
　　　3、法官自由裁量权原则。即法官酌定原则，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基本原则，它赋予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依自由裁量权，确定具体数额。[23]这是由精神损害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难以用金钱衡量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虽然目前很多学者及法官提出了许多量化或参考的标准及方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难以操作。因而，贼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让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一定的准则作出裁判，是十分必要的。该原则的运用并不是赋予法官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意味着法官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可以随心所欲，主观臆断，而是在一定“度”的范围内裁量，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办法。
　　　4、合理赔偿原则。合理原则是对国家公权力在合法行使的基础上提出的更高的要求。精神损害作为一种无形的损害，我们很难准确的用金钱的尺度来衡量精神损害的价值，因此在追究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时，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一个合适的赔偿数额。该赔偿数额必须合理，一方面不因赔偿金额过低而不能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另一方面国家赔偿金额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赔偿金额也不能过高，超出国家的承受能力。
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种立法例：其一是限定主义，即国家只对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其二是非限定主义，精神损害赔偿并不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前提，只要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民精神损害的，国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从理论上讲，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精神损害的，都应当属于赔偿的范围。但是，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弥补被侵害人损失的一种方式，其作用并非万能。因此，笔者并不赞成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侵权领域的观点，精神损害赔偿只应在物质损害赔偿不能够弥补当事人的损失，而且侵权确实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时，才应适用。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只对基于公民人身权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严重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换言之在国家赔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因公民人身权遭受损害从而附带引起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在单独精神损害以及财产权附带精神损害的情形下国家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种限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明显不能使公民的合法权益获得合理的保护，与宪法人权保障原则以及权力制约的原则相悖，笔者认为，通过借鉴我国民事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及西方国家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的发展道路，权利主体下列权利受到国家侵害时应予以精神损害赔偿：
　　　1、因人身权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这应当是我国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面，具体而言，下列人身权受到国家公法行为的侵害，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一是物质性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是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三是一般性人格权，包括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人格独立；四是身份权，包括监护权、亲权、配偶权。笔者认为，权利人的以上各项权利均与其人身密切相关，当其受到国家侵害时理应受到国家赔偿。
　　　2、因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政治权利和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国家赔偿法》此次的修正没有将政治权利与自由列入保护范围，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法律的一个严重不足。国家公法行为侵害公民政治权利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屡有发生，但受害人却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赔偿。尊重人权、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法治社会所必须做到的，因此，在我国现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框架下，有必要通过将政治权利纳入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方式而对其予以保护。
　　　3、因特殊之物受到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特殊之物指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以及所有权人对该物存在特殊感情的物品，比如恋爱信件、结婚照片、骨灰、尸体等特殊之物。在民事侵权领域，权利人因这些特殊之物的丧失或减损之所以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是因为这些物品与权利人的精神利益密切相关，其完整与否直接影响权利人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在国家赔偿领域，因国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造成公民这种特殊之物的破坏与灭失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因此，为了更有效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借鉴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把部分具有精神价值的特殊之物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
　　　（三）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
　　　在形态上，精神损害是无形损害，难以通过量的方式来精确计算，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其赔偿金的确定。贝勒斯指出：“很显然，痛苦的价值是无法精确地计算的。确定原告事实上遭受了多少痛苦常常是很困难的（原告倾向于夸大其词），所以应对其补偿多少钱就不清楚了。”从总体来看，我国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确定（包括民事法律领域），现阶段尚处于摸索阶段，一个普遍认可的计算方式还没有形成。由于没有科学的标准可以遵循，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形成两种不好的极端现象：一方面，是受害人因其精神受到损害而漫天要价，诸如“麻旦旦案”50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另一方面，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任意决定赔偿的数额，从而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在这个意义上，建立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计算规则是十分必要的。国外一般采用三种方法：（1）概算法，这种方法不对精神损害的各种情况分门别类，而是一揽子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总数额。美国、日本 、丹麦即是。（2）分类法，将精神损害按项目进行明确的分类，计算出各个单项的赔偿数额，然后相加得出赔偿总额。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用此法。（3）折衷法，先将精神损害所要考虑的项目列出，法官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考虑，提出赔偿总额。德国、瑞士等国用此法。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方法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的时候，任何一种单一的规则都无法解决精神损害赔偿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只有根据案件的客观实际情况，综合运用，才能使案件的处理做到客观公正。我国现阶段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方面应当在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从而使我国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更趋完善。
　　　民法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也可以用于国家赔偿领域。在我国民法领域，计算精神损害应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受害人住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由于民事侵权与国家侵权的差异性，笔者认为，在国家赔偿中，国家是对其违法职务行为负责，国家不存在获利情况，因此国家获利情况不应当作为确定国家赔偿金额的考虑因素。此外，国家赔偿的规则原则整体上看是违法归责原则与有限制的结果归责原则，把侵权人的主管过错纳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考虑因素也不妥，因为在国家赔偿领域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并不是国家侵权的成立要件，而把违法性的大小作为考虑因素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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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蔡法院 李晓庆
　　　 （1589398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