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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若干意见

商电发〔2012〕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为增强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对外贸易功能，提高我国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的能力和水平，根据《商务部“十二五”电子商务发展指导意见》，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

　　（一）电子商务是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助推器。电子商务将传统商务流程电子化、数字化，突破时空限制，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创造更多贸易机会，有利于广大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开拓国际市场。

　　（二）运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符合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电子商务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的各个环节，电子数据交换、单证传输、电子支付、远程物流监控等已被普遍应用。重视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有利于我主动适应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三）电子商务是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电子商务作为新兴的销售渠道和贸易形式，突破了展览、展销、现场对口洽谈等传统外贸营销模式所受的制约，有利于企业缩短贸易链条，建立自主营销渠道，开展研发设计，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四）电子商务有利于提升我国商务事业整体发展水平。支持电子商务平台增强外贸功能，鼓励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有利于促进内外贸融合，推动内外贸共同发展，提高我国商务事业整体发展水平，夯实我贸易大国地位。

　　二、全面增强电子商务平台对外贸易服务功能

　　（一）加强对国际市场的研究和开拓。开展对外贸易的电子商务平台要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成立专门工作团队，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开展对外贸易的主攻方向，深化拓展服务功能，加大海外营销力度，促进平台境外访问量、境外注册企业数和外贸交易额较快增长，不断提高平台在开展对外贸易方面的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二）加强对对外贸易信息管理。信息质量是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和前提。电子商务平台要建立完善的外贸信息分析与甄别机制，力求信息真实、充分；要完善信息整合功能，及时发布国际市场行情；要建立供应商信用评估提醒和反欺诈监控体系，加强统计与监控，动态评估风险，提高交易安全性和成功率；加大相关技术研发投入，不断提升自身管理与服务水平。

　　（三）维护对外贸易经营秩序。电子商务平台要自觉遵守《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督促利用平台的企业依法经营，进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接受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协调；要积极开展实名制验证，建立健全交易安全保障、信息安全保密、用户信息管理、产品追溯、交易风险警示和消费者投诉受理等机制，严格资金、信用卡交易和融资等管理制度；要配合有关部门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产品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健全对外贸易配套增值服务。鼓励电子商务平台通过自建或合作方式，努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支付、物流、报关、金融、保险等配套服务，实现“一站式”贸易。以品牌培育、国际营销和售后服务为重点，加强培训、交流和指导，帮助企业提升利用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能力和水平。加强与国际知名电子商务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统筹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三、着力提升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水平

　　（一）提高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意识。企业特别是传统外贸企业要提高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认识，加大人才、资金和技术投入，加强电子商务软硬件建设。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不断提高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的比重。

　　（二）增强运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能力。深入掌握在线营销、洽谈、成交、售后服务规律，完善和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加强电子单证应用，实现操作流程的标准化和程序化。注重风险防范和控制，逐步引入比较成熟的风险控制和防范做法。及时把握目标市场需求特点，选择合适经营方式和营销策略，不断增强竞争力。

　　（三）坚持诚信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主动、翔实、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及时妥善处理贸易纠纷，营造良好健康的企业形象；树立品牌意识，确保商品质量，保护知识产权，自觉维护网上贸易环境。

　　四、加强对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支持

　　（一）积极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特别是重点培育的开展对外贸易电子商务平台（以下简称重点平台）拓展进出口业务；支持成熟的企业间（B2B）\企业与消费者间（B2C）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对外贸易服务。相关进出口商（协）会要积极与重点平台合作，利用重点平台帮助会员企业做强做大外贸业务。对创新型、品牌产品和中西部企业开展对外贸易，鼓励重点平台减免其注册或服务费用。

　　（二）为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提供政策支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解决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过程中的通关、退税、融资、信保等政策性问题；充分利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支持重点平台对企业开展人员培训、品牌培育、宣传推介等服务；鼓励企业成为重点平台会员，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给予资金支持。商务部将把重点平台作为重点联系企业，重点平台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将重点平台作为重点服务企业，协调解决其在开展对外贸易业务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认真落实培育目标和要求。

　　（三）营造有利于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环境。做好电子商务平台特别是重点平台的产品质量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积极推介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好做法，及时交流推广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经验。引导电子商务平台与其他各种商务平台开展合作，支持平台间共享资源，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鼓励进出口商（协）会向业内优质会员企业和国外行业组织推介电子商务平台，扩大电子商务平台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积极支持电子商务平台提高便利化水平。推动主要贸易单证的标准化和电子化进程，支持建设“单一电子窗口”平台，促进海关、检验检疫、港口、银行、保险、物流服务的电子单证协调，提高对外贸易监管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推动知名展会平台创新服务，开展网上招商招展，搭建网络化展示平台；大力发展贸易撮合、认证征信、网商供需见面会等电子商务增值服务。

　　五、加强对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监督

　　（一）加强自我监督，防范贸易风险。电子商务平台特别是重点平台要建立内部监督机制，定期检查利用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企业依法诚信经营、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风险防范与管控等情况；完善内部信用档案，建立内部提醒、局部限制、完全限制等制度，积极稳妥处理相关投诉和举报；对于经相关部门认定存在走私、逃汇、逃税、欺诈、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应停止与其合作。

　　（二）建立监督机制，促进规范发展。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海关、外汇、质监、工商等部门，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监督机制；定期对电子商务平台特别是重点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及时规范利用重点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行为和做法；对违法违规的电子商务平台依法上报有关部门处理。

　　六、重点培育开展对外贸易的电子商务平台主要规程

　　（一）认定程序。商务部根据择优培育原则，制定重点培育电子商务平台的主要标准，成立独立、权威的第三方评审委员会，从电子商务示范企业中择优认定，对拟认定的平台经公示后授予重点平台称号并授牌。

　　（二）主要指标。申报重点平台，应按要求报送以下指标：电子商务平台注册资本（运营企业）、注册用户、访问流量、用户续约率和成交统计情况；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评估、用户注册核查和用户投诉处理制度建设情况；守法经营、进出口商品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情况。

　　（三）动态管理。对重点平台，商务部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跟踪联系，定期考核，并视考核结果作出“考核通过、限期整改、取消命名并摘牌”等相应决定，以保证重点培育平台的质量和水平。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是一项探索性工作，需要不断总结，逐步完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实施，积极有效地帮助电子商务平台特别是重点平台不断完善对外贸易功能，努力提高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从主观要件中对“明知”的认定问题的探讨

郭山珉

主观罪过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它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和内在根据，而探讨研究犯罪的主观罪过中的“明知”问题，则对于我们确定犯罪行为的性质，衡量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从而对于解决犯罪人的刑事定性、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而犯罪故意，则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没有犯罪故意就不能成立故意犯罪，二者是密切联系的。以往的教科书和学说界对何为故意犯罪，未持有异议，这是因为我国刑法14条对此已作了规定解释，下了定义，但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是否应包括在明知内容之中？这在刑法理论上争议颇多，笔者就此谈点个人观点，供商榷。
根据辨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人的心理状态，主要是由他的意识活动和意志活动组成。而人的意识和意志，是高度组织了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从物质世界产生并依赖于物质世界，因此，人们的感觉、意识、观念、概念以及整个思想活动，作为一种心理事实，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意识因素是指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人们的行为活动只有在认识活动的基础上，才会有明确的指向对象，才能有确定的行动方向，才能实现理想的目的。因此，意识因素是主观罪过的首要内容，主观罪过的成立与否首先取决于意识因素的有无。
意志因素是指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对即将要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行为具有支配和控制的心理活动。在主观罪过的心理活动中意志因素是在意识因素基础上形成并直接决定着行为的发展方向和行为的价值取向。所以，在主观罪过中，意志因素是最终决定主观罪过性质的内在依据。
犯罪故意也是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认识因素，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行为人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犯罪故意是以认识因素为基础的，意志因素不过是在认识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决定行为实施的内在力量。具体而言，犯罪故意具有以下特征：
（一）、在认识因素上，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明知”是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前提和标志，表明行为人在决意实施某种行为之前，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实施这种行为将对社会利益构成的危害。就认识的内容而言，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明知”，主要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具有的危害社会性的认识，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就已经符合犯罪故意中“明知”的要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违法性是犯罪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对犯罪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认识应当以对违法性的认识为客观参照标准，主张以“违法性的认识”去替代“社会危害性认识”；第三种观点认为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是“明知”的必要内容。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我们认为，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是故意犯罪明知的必要内容，不但是由决定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一般的社会危害性）的依据和标准的这一不属于明知的内容的刑事违法性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的客观属性所决定的，它没有必要被纳入到故意犯罪行为人的认识内容中而作为犯罪故意成立的基础。其理由是：第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客观的属性，因此对它进行的评价标准也同样是客观的，它并不会以行为人有无认识、如何认识而随意发生变化。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客观属性，也不影响我们评价社会危害性有无的客观标准。第二，将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纳入犯罪故意明知的范围，无助于对犯罪故意的正确认定。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行为实际上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依然不能成立（故意）犯罪。第三，在社会现实中，认识错误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如有的行为人对他人实施“安乐死”，自以为是解除患病者的痛苦，因二不存在社会危害性。但法律却不会因此而否认其犯罪故意的存在。又如有的妇女在遭受强暴时奋起反抗杀死不法侵害人，自以为是“杀人犯法”已具有社会危害性，但这一行为在事实上不存在社会危害性，法律也不能以行为人的自我认识为标准认定她已具有犯罪的故意。不可否认，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有认识的，甚至某些犯罪的故意还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刑法规定的特定事实，如销赃罪、洗钱罪等，否则不成立该罪。但这种认识是在行为人故意认识因素已经具备的基础上，再结合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希望或放任所造成的结果来确定为故意犯罪。当然这里所说的结果，需按照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罪的构成要件来确定，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既可以是实行犯，也可以是帮助犯；既可以是对结果的概括性认识，也可以是对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的认识。
（二）、在意志因素上，必须是行为人对将要发生的危害结果持“希望”、“放任”态度，既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希望”和“放任”是人在意志倾向上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犯罪故意“明知”的意志因素。所谓“希望”，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一结果的发生，发生危害结果是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所要实现的目的，它常常是通过行为人外在的，促使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积极行为得以体现的。希望意志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希望具有目的性，以目的为核心，犯罪目的是希望意志的核心和指向，是希望意志的始点与归宿。其二，希望具有积极性，行为人希望实现主观的目的，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客观世界，最终满足自己的愿望，因此，希望增强了行为人犯罪的意志。其三，希望具有坚决性，希望的通俗解释是“追求”，行为人会千方百计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行为上，希望意志的坚决性即可以反映在犯罪的预谋上，如制定周密的计划，进行犯罪的准备，也可以表现在犯罪的实行上，如攻击被害人的要害部位，反复实施侵害行为等。而所谓“放任”，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对已经明知的危害社会结果既不积极追求，也不坚决反对，而是听任其发展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行为人常常表现出对其行为导致的危害社会结果的漠不关心，显示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并不违背行为人意愿的状态。在司法实践中，“放任”通常有三种情况：第一，为实现某一犯罪的意图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同一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时，放任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行为人为了抢劫被害人的财物而使用暴力，对被害人死亡持放任态度。这种情况通常是按结果加重处理。二是对某一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时，放任对另一对象造成危害结果。例如，丈夫为了杀妻子，在妻子的碗里投放毒药，明知孩子因分食会中毒，由于杀妻心切而放任孩子的死亡。第二，为实现一个非犯罪的意图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猎人为了击中猎物，对正在猎物旁割草的小孩子可能被一同击中而不顾，结果一枪打出，击中小孩。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放任的间接故意，不存在犯罪未遂的问题。第三，并非明确追求具体后果，而是在瞬间的情绪冲动下不计后果地实施危害行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例如，聚众斗殴中有的人临时起意，拔刀就捅，不计后果，对死亡结果有预见，但不是明确的希望死亡的发生，而只是抱住放任的态度。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持希望意志的直接故意在主观恶性上较持放任意志的间接故意要深些，但这不是绝对的。我国刑事立法对两种故意未作处罚上的区别对待是有深刻道理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意志因素主要反映罪过性质，而不在于主要反映主观恶性的深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14条对故意犯罪认识因素的规定落脚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上，并不具有充足的理论根据和实践依据，因此应当修改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在事实上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样的规定表述表明行为在事实上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已不在行为人的明知范围之内。因为事实上的社会危害性是出现在行为实施之后，因此，行为人对此有无认识已不影响到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成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有可能将犯罪故意的认定标准贯彻于司法实践的全部与始终，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制的严肃性与统一性。

作者单位：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联系电话025-8582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