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天津市防空防灾警报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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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1995年12月3日，国务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航标的管理和保护，保证航标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设置的航标。
本条例所称航标，是指供船舶定位、导航或者用于其他专用目的的助航设施，包括视觉航标、无线电导航设施和音响航标。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除军用航标和渔业航标以外的航标。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流域航道管理机构、海区港务监督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本辖区内军用航标和渔业航标以外的航标。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流域航道管理机构、海区港务监督机构统称航标管理机关。
军队的航标管理机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在军用航标、渔业航标的管理和保护方面分别行使航标管理机关的职权。
第四条 航标的管理和保护，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和专业保护与群众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航标的义务。
禁止一切危害航标安全和损害航标工作效能的行为。
对于危害航标安全或者损害航标工作效能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六条 航标由航标管理机关统一设置；但是，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航标除外。
专业单位可以自行设置自用的专用航标。专用航标的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应当经航标管理机关同意。
第七条 航标管理机关和专业单位设置航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
第八条 航标管理机关设置、撤除航标或者移动航标位置以及改变航标的其他状况时，应当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第九条 航标管理机关和专业单位分别负责各自设置的航标的维护保养，保证航标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
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航标损坏、失常、移位或者漂失时，应当立即向航标管理机关报告。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航标附近设置可能被误认为航标或者影响航标工作效能的灯光或者音响装置。
第十二条 因施工作业需要搬迁、拆除航标的，应当征得航标管理机关同意，在采取替补措施后方可搬迁、拆除。搬迁、拆除航标所需的费用，由施工作业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十三条 在视觉航标的通视方向或者无线电导航设施的发射方向，不得构筑影响航标正常工作效能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影响航标正常工作效能的植物。
第十四条 船舶航行时，应当与航标保持适当距离，不得触碰航标。
船舶触碰航标，应当立即向航标管理机关报告。
第十五条 禁止下列危害航标的行为：
(一)盗窃、哄抢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侵占航标、航标器材；
(二)非法移动、攀登或者涂抹航标；
(三)向航标射击或者投掷物品；
(四)在航标上攀架物品，拴系牲畜、船只、渔业捕捞器具、爆炸物品等；
(五)损坏航标的其他行为。
第十六条 禁止破坏航标辅助设施的行为。
前款所称航标辅助设施，是指为航标及其管理人员提供能源、水和其他所需物资而设置的各类设施，包括航标场地、直升机平台、登陆点、码头、趸船、水塔、储水池、水井、油(水)泵房、电力设施、业务用房以及专用道路、仓库等。
第十七条 禁止下列影响航标工作效能的行为：
(一)在航标周围20米内或者在埋有航标地下管道、线路的地面钻孔、挖坑、采掘土石、堆放物品或者进行明火作业；
(二)在航标周围150米内进行爆破作业；
(三)在航标周围500米内烧荒；
(四)在无线电导航设施附近设置、使用影响导航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设备；
(五)在航标架空线路上附挂其他电力、通信线路；
(六)在航标周围抛锚、拖锚、捕鱼或者养殖水生物；
(七)影响航标工作效能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航标管理机关给予奖励：
(一)检举、控告危害航标的行为，对破案有功的；
(二)及时制止危害航标的行为，防止事故发生或者减少损失的；
(三)捞获水上漂流航标，主动送交航标管理机关的。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擅自设置、撤除、移动专用航标或者改变专用航标的其他状况的，由航标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拆除、重新设置、调整专用航标。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航标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在航标附近设置灯光或者音响装置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构筑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的。
第二十一条 船舶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触碰航标不报告的，航标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情节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危害航标及其辅助设施或者影响航标工作效能的，由航标管理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危害军用航标及其辅助设施或者影响军用航标工作效能，应当处以罚款的，由军队的航标管理机构移交航标管理机关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不论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中国的人格权启蒙并没有过时，相反，启蒙刚刚开始。一旦我们省悟，我们会恍然发现，自己已接近人格权的真谛。

　　好几年前陕西延安出过一件颇为轰动的“黄碟事件”，有关此事的议论，最初都集中在财产权利的层面，因为私人财产权的神圣性，在法谚里被形象地概括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与“黄碟事件”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讨论的深入，才有学者开始从宪法基本权利和民法人格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而就我个人的观察，关于“黄碟事件”的纷纷议论里，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某位论者的这句话:“黄碟事件”发生的深刻背景，在于启蒙在中国尚未完成。

　　按照社会学家的理论，所有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外铄型”而非“内生型”的。也就是说，其现代化过程乃是从“观念开始”，从“上层建筑”开始，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通常都是从西方学得“现代化观念”的知识分子首先承担起现代观念的传播使命，然后使其进入政治过程，使政治和法律制度现代化，而后通过政治力量和教育力量自上而下推进。于是，“生活世界”尤其是构成生活世界基础的广大基层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会依然沿着其巨大的历史惯性向前运动，出现“观念超前、社会生活居后、制度居中”的状态。

　　这种现象，和中国目前的情形非常贴切。在立法快车如同经济快车一样突飞猛进的今天，形式意义上的民法的齐备甚至完备，并不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民法制度的判断要素，除了是否存在条理比较清晰、用语比较规范的比较成熟的法典或法律汇编，是否存在一套比较系统的保护财产所有权、契约、婚姻家庭关系等的制度之外，还包括是否存在主张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是否存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市场交易能够正常进行的原则体系，是否存在在民事交往中为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概念术语，以及是否存在一些始终影响着人们的民事行为，进而对成文民事法规范起着支持、补充及纠正作用的恒定规则。

　　比如，通过研究合同法可以发现，中国的契约传统不仅悠久，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路径和特征。至于近现代以来有关合同的法律法规，从清末到改革开放以后，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从来就没有缺失过。但是，就社会关系变革的意义而言，契约方式并不是仅表现为一种“合约文本”的具体操作;而是它在近代社会的市民及其个体本位的社会形态中，迅速广泛地成为一种生活的规则和生活的理念。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当具有某种严肃意指并特指具体约定的“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转变为诸如“亲兄弟，明算账”、“桥归桥，路归路”的流行于市民生活方式的民谚时，它恰恰说明了由某种具体事件到生活理念的根本转变，以及在世俗层面上对于传统社会关系的某种更新。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他提出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市场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模式，而且是一种整体的文化。时至今日，大概已没有太多的人会怀疑，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制度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有机体，要解释其一部分的背景和作用，必须调动制度中的许多组成部分。所以，法律活动只有通过具体有关情况，包括文化情况，才能理解。

　　人格作为人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集合，是个人自身特质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的多重复合的产物。民法人格权制度则是从道德伦理方面，对人的品德、良知等人格因素的法律规制。它要求把人真正当成“人”，承认人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每个人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按照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把这种心理需要归纳为自尊需要，认为这种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社会发展首先是作为构成社会的人的发展。民法人格权制度对民事主体法律人格及事实人格的平等赋予，一方面奠定了“人之为人”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又必然因此而推演出“人之为人”体面的生活的实现方式。其中有关各类具体人格权的设计以及权利救济的规定，更是把民事主体人格的独立、平等、自由和尊严体现到极致。私法主体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主宰自己的意思，选择自己的行为，谋求自己的利益，承担自己的责任。“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私法的最高命令。因此，在讨论人格权问题时如不涉及它与文化的关系、人格权的文化意蕴、人格权发展与文化进步的互动，那么这种讨论就是不全面的。这是因为，首先，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的展示，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发展。其次，人与文化又是相互创造的，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着人。

　　具体到人格权与文化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文化构成社会意识，直接推动人格权观念的演进，并且影响其权能的实现。第二，民法的“人”是以文化的人而存在的。民法上的人是一个负载着丰富文化价值的社会成员，即一个法律文化主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格权，是具有文化意蕴的民事权利。对人格权的研究，必须超越法律规则本身。第三，人格权制度不能被单纯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技术和手段。和文化的总体特性一样，它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观念、价值、目的的统一体。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对人格权的理解和解释，一方面要强调法律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强调这种关联的复杂性和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求研究者超越孤立的和机械的法律观，超越其学术本位。曾见报载，在某地居委会的党员献爱心动员会上，某支部书记未经同意而提到某人身患癌症，呼吁大家捐款“献爱心”。不料当事人并不愿披露此项事实，党支部书记一片爱心非但未得到感激，而且被当事人诉至法院。法院则认定:支部书记的做法虽未构成侵权，但显属不妥，应予批评。

　　相信那位党支部书记被诉至法院时多半会满怀一肚子委屈，否则，这件事也不至于变成新闻。面对这样的纠纷和尴尬，我敢肯定很多有识之士会呼吁要加强“普法”甚至“立法”，可其实，这纯属法外空间，关法律什么事?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应该是启蒙的任务。不论历史意义上的启蒙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中国的人格权启蒙并没有过时，相反，启蒙刚刚开始。一旦我们省悟，这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尽管以纠纷、诉讼、裁判的法律面孔出现，而其实不过乃人之常情，无非就是人格尊严和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正是人类文明和理性中永远不能跨越的那一面;那么，有一天我们会恍然发现，自己已接近人格权的真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